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不同于人的好教训；是因为其来源的分别。圣经不仅一部分是神的话，而都是，全部是神的话。
出于人的话，不能永久存在，因为人不能永久存在；惟有神的话必永久存在，因为神是永恒的神。神能够保守祂的话，使它成就。
圣经的价值，在于其从哪里来的。
王羲之的书法佳妙，司马迁的文章超绝，就算是能合在一起，都不能使其具有帝王谕旨的权威。权威在于其来源。
圣经是从神的默示来的。
“默示”在原文是“神吹气”的意思。气和灵是相同的。圣经是由神的圣灵感动而来，藉着人的手写出祂的话。所以能称为神的话。以赛亚书说：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
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
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
立定(赛四0：7,8)。
可见人的存在，是何等的脆弱。神的气吹在其上，就没有了。但神的气吹在属祂的人，圣灵感动人写出神的话，却是永存的。
这是说，永生的神，藉着不能永存的人，写出了祂永存的话，使信的人，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奇妙！
世上有些风云一世的人物，曾几何时，竟被时间的浪潮所淘尽，除了扒扫历史灰尘的专家以外，没有多少人记得他存在过。也有些风行一时的学说，现在成为只是图书馆架上满积尘封的点缀，昔日的盛况，徒然供人凭吊而已。晚近的一例，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长久没有学术上的论据可言，只靠委说圣经的创造论是宗教，用“政教分离”为盾牌，赖着“科学”的外衣，霸占教室以苟存。其实，这明显是一种遮掩的手法，哪有真正的科学，会害怕别人提出相反的论据？
远在二千七百多年前，先知以赛亚被圣灵感动，就能够说出：“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不仅是千古的豪语，事实证明，确是惟有神的话能立定。从前被认为是荒渺无凭，只是人不知道凭证的确定；现在经过考古学等科学的查证，显示圣经的可靠。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相信，神不玩骰子。英国数学家
司徒华(Ian Stewart)说,人所以为混乱无序的现象，如果能观察
得够长久，计算得够快，就可以看出其次序。
但人的问题，是不肯承认自己的无知，在缺乏充分的证据和了解的情形下，遽作断言，以后则掩饰错失，实在可悲。
蜉蝣的生存期只有几个小时，如果你对它说：“根据我的记录，今年秋天有一天，比二十年来最热的夏天气温还高。”我们很难期望它的意见有何价值，因为远超过它的理解范围。同样的，如果我们用天文望远镜，看到距我们十万光年的一颗星，也许它早已不存在了，得过上个几万年才知道，现在谁的知识也都是不确定的。
因此，只有永生神的启示，可以使人得永生。生命短促的草，那能知道亘古长存的山陵呢？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
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
样的善事(提后三：16)。
圣经有其超自然的来源，才会有超自然的功能。
有人对基督教这名词避知若浼，其实圣经正是一本属灵的教材，其功能首先是教训，使圣徒知道所当遵行的。因此“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罗一五：4)。 有的人力求避免基督教的“教”字，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但人往往有错失，不能达到所要求的标准。因此，不能怕提到罪，也不能拒绝责备罪。我们既不能绝对免除错误，也就需要责备。虽然责备不是人所欢喜的，但是必要的。所以应当求主指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因主藉圣经的责备而回转，行祂的道路。
圣经也是我们行天路的指针，使我们不至于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从圣经的标准，我们可以校查到自己的偏差，及时归返正路。所以圣经也是给我们操练行义的典范，使我们好学习行主的道。
属神的人为主而活，是主选召我们的目的。为了达成这目的：“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弗二：10)，必须先得装备完全。
神的话不是叫人来欣赏，也不是叫人建立一个敬虔的行业而已；而是有其更高的旨意，叫我们知所遵行，完成祂所命定我们去作的。这就是神赐圣经给我们的目标：充分装备属神的人，以能适合达成这使命。
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诗一一九：18)。
以为内中有永生
听主耶稣讲话的人，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当然对神的存在从没怀疑过；他们也相信永生，不是只以今世生活为足。这样的人，可说是合格的宗教人。
但可惜，他们对圣经的观念是错误的。现代人对圣经，仍然多没有正确的认识。
有的人对圣经的估价偏低，以为圣经只是一些道德规律，一些好的教训。在另一方面，有的人对圣经估价偏高，以为只要读圣经，就可以得到永生。这都是错误的。
实际上，圣经不能叫人得永生。这是主耶稣基督亲口对我们说的最重要真理。祂说：
“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
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约五：39)
这是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可以找到永生的方法；可惜你们找不到。
圣经只指出一条得永生的道路，就是主耶稣：“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现在的问题是“不肯到我这里来”。这给我们看见，人的固执和愚昧。结果，那些热心于读经的宗教人，竟自绝于永生的门外。
有一位圣徒说过：没有主耶稣，而只相信神，他所信的不过是抽象的观念。
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来一O：7)。 这是说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人因为有罪阻隔，绝不能进到神的面前，必须藉着祭物的血，遮盖人的罪。主耶稣是用自己的血立了新约，使信祂的人得称为义，得以进到神面前，不至灭亡，而得永生。
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一般都这样讲，但事实上不尽正确。
当保罗在雅典讲道的时候，当地的希腊人，听了他所讲说耶稣复活的事，有的只当作是“传说外邦鬼神的”，因为他们的神话中也有类似的事；有的虽然也有兴趣，却不过当作又一项“新闻说说听听”(徒一七：18-21)。
这样，虽没有引起严重的反对，但跟信而得救的距离还很远。听众似乎是了解所传播的信息，却没有真的接受。
在耶路撒冷的公会中，保罗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徒二三：6-8)。
这一次引起了情绪高涨的分争，却没有叫人相信的结果。
非斯都受理审问保罗的案件，他简略叙述案由时说：“不过是有几样的辩论，为他们 [犹太人]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徒二五：19)。
他如此轻描淡写，把保罗以生命见证的福音，说成了不足轻重的人的不足轻重的事。在他的语气中透着意外，认为没有构成争讼的理由。
这些人的情形，都说明一项共同的事实：单说复活的事，不能叫人得救，不论其接受与否。
在另一次的传道旅程中，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犹太人的会堂。保罗“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徒一七：1-4)。
这次的结果不一样了：有些犹太人，也有虔敬的希腊人，并有不少上层阶级的妇女。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听众听到的虽是类似的话，同一的信息，但他们晓得圣经，接受圣经所证明的耶稣是基督。
从那里，保罗到了庇利亚。那地犹太会堂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结果如何？“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徒一七：10-12)。
这些人的相信，因为他们知道所信的是什么，知道了圣经所见证的基督。
从五旬节开始，使徒们的讲道，总是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神的儿子照圣经所说，为人的罪受死而复活，使一切信祂的人，罪得赦免，而有永生。这才是完全的福音。
所以保罗总结福音的内容：
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
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林前一五：1-4)
照圣经所说，这才是使人因以得救的福音：
人有罪，罪的结局是灭亡，所以需要得救；
圣经证明基督耶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
基督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成就救恩；
人信圣经所见证的基督耶稣，接受祂而得救称义。
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赛四0：8)
话有多少能力，在于说话的是谁。话的后面有说话者，使话成就。
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藉祂口中的气而成。(诗三三：6)
这是何等的信息！
世上有权威的领袖，一言九鼎，叱吒而风云变色，到他终于崩逝的时候，果然如山陵之颓，举行有声有色的丧葬大典；“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赛一四：9)。何等的势派！
但在神的眼中，他不论如何外表华美，拥有一切眼前欢，却是不能耐久的，无声无息的与草木同朽。圣经说：
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
百姓诚然是草；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赛四O：6-8)
人不存在了，他的话也就不存在了。但神的话永远立定，不会改变；因为神是永远不变的。
雅各书第三章13至16节说：
嗐，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去，在那里住
一年，作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
就不见了...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这里赤裸裸的说明了人的本质，不过像雾气那样的无定，这样的人所说的话，定的计划，所订的商业约会，哪会是靠得住的呢？被风吹动的雾气所出的雾气，自然是完全靠不住的，是谁都该可以确定的。人到底不是神。
但神是不改变的，神的话是不改变的。
圣经论到神的儿子主基督耶稣，说到祂与神同质和同样的权能：“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来一：3)。 祂如果改变了，或是祂的话
改变了，那不仅是绝不可能的事，也是不可想像的事。祂的话托住的万有，非要先陷于混乱不可。那可能性有多么遥远啊！
神的话永远立定，永远可靠。因为神是不改变的。
这是我们信心的根源。这是我们救恩可靠的根基。这是我们困苦艰难中最大的安慰。
任凭风浪如何险恶，任凭天路如何崎岖，我们可以相信：神的话永远立定。永远不改变的神，是祂的话的保证。
1919年出版的中文和合译本圣经， 无疑的， 是神给华人教会的特别恩赐，藉西方宣教士和华人基督徒合作的成果。圣灵印证神生命的道，使许多人得救。
自从1807年，更正教英国伦敦会宣教士马礼逊 (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华，并即开始翻译圣经。 以后，相继来的宣教士，也继续分别译经。至十九世纪末，已经有二十七种中文译本，还有方言译本的全部或部分圣经七十余种，显然对于信徒的交通和教导极为不便。
1890年，在华各宗派和合协作， 组成译经委员会，推选委员七人，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D.D.,LL.D., 1836-1908) 为主席，进行译经工作。至1907年，新约译竣，旧约只译了诗篇，功尚未成，狄考文即离世。
在中国近代的文化教育发展上，狄考文是最重要的催化者之一。
他是最先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给中国的。受美国长老会的差遣，1863年(同治二年)抵山东。先创办文会小学，进而中学，于1884年，发展为成大学，名为“文会馆”。 狄考文为首任馆主 (校长)。
狄考文博学多能，精通数理化及工艺。在语文方面，着有官话课本，更着有物理，天文，化学，三角，几何，代数等课本，是由各课程授课的讲义修编而成。后来商务印书馆编印课本时，采为张本。 1898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由当时外务部同文馆的丁韪良(William A.P. Martin)为总教习，征请文会馆毕业生八人任教习，是为北京大学的前身。由此可见狄及文会馆于中国文教的关键地位。
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Litt.D.,1836-1925) 继任主席，领导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翻译工作， 于1919年出版问世。
富善是美国公理会的宣教士。他在北京工作，继往通州，担任华北学院及通州道学院的教授兼教务长。他对中文和北京官话研究深湛，曾编著中英袖珍字典及官话特性研究等书，是在华西教士和外交人员必备的参考书。他还通晓音韵，了解中文的诗曲词赋，能读能写，造诣高深。此外，他也懂蒙古文，译过单行本福音书。
译经委员会的成员共有七人，来自不同的宗派，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工作。除了狄考文和富善之外，先后有十四人参与工作；因为有人因教会事工忙碌中途退出，有的退休，又有的逝世，就由另外的人补入。但他们都是一时之选，绝不是滥竽充数。如：白汉理(Henry Blodget)，杨格非(Griffith John) ，文书田(George Owen)， 海格思 ( John Reside Hykes)，伍兹(Henry M.Woods)，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仲钧安(Alfred G. Jones)，及鹿依士(Spencer Lewis) 等人，无一不是精通圣经原文，而真正通晓中文。译经工作历时二十八年，到1918年才正式完成。 在1919年出版时， 原来的译经委员，只有富善一人得看见这本中文和合译本圣经的问世，他也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了。
当时译经的困难，超过我们今天所能想像的。那时，还没听说有拼音这回事，更没有所谓国语；除了康熙字典之外，没有方便辑成的词书如辞源，辞海可查，可能要索求五方元音，圣经中有关农事农具的用语，则要查日用庄稼杂字之类的僻杂小书。这当然不容易而缺乏标准。在此之外，就得问来自中国各地的助手们。
这本卓越的圣经出版以后，深受教会欢迎。当时，中国正在推行白话文，适时的成为范本。
无论如何，因为当时客观环境的困难，所译的圣经，并不能完全达到“国语”化的标准；实际上绝对的标准并不存在，也没有必要，所以还是称之为普通话较为恰当。一般说来，和合译本圣经里面，有些区域性的语词，对非北方人较难理解。不过，这类的方言，在圣经中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