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尹任先和圣光学校——于力工

尹先生不是一位全职的传道人，但是他在神的家中所摆上的，正是一位神的工人当摆上的，凡是叙述到丁立美、宋尚节、计志文、赵君影、贾嘉美……都会提及尹先生。

蒙恩经过尹先生生于富有之家，少时曾听过父亲对洋教士批评之语，故与福音无缘。来美留学期间，住在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家中，为了面子，曾参加过主日的礼拜。回国以后，则有机会与一些基督徒接触，逐渐消除对基督徒的偏见，转而敬佩，终于受洗加入教会，但仍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尹师母的家也不一样，父亲是丁立美牧师，廿世纪初叶一位着名的布道家，被人誉为“中国的慕迪”。她幼时受过福音的熏陶，在爱主的人家长大；可惜来美留学期间受了新教派影响，失去了原先的信仰。

她曾在第一届全国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作见证亲述她的信仰、得救的路程与经过，成为在夏令会中最受欢迎的一位讲员。起先他们夫妇办纱厂，几次告失败，曾经求教算命看相的问吉利。这事为丁牧师所知，曾去信引经据典的严加指责，万不可作此事而惹得神的震怒。

一九三一年尹先生在山东烟台任职，尹师母及小孩住在济南。一晚在梦中他见小儿从一片黑影中穿过，似乎已死……次日接到急电，要他速归。九月一日晚抵达济南，在火车站有尹师母、岳父丁立美来接，下面是尹师母所叙述的见证：

“我离弃了原来的信仰，神的管教来临到我。一个下午我在弹琴，大卫年方五岁，来同我扯玩。我出声斥责他，叫他自己去玩，不要吵我。等我弹完了琴去找大卫，遍找各处，不见他的影踪，结果在后花园水池中，发现了他趴在水池中，捞起来，已绝气多时，不能挽救，父亲丁牧师来，用圣经的话安慰我，我痛悔自己的罪，再回到神的面前来……，我急电丈夫由烟台速归。”

尹先生自述的见证：“……是晚齐鲁大学的一位医生，向他作证，他自己也有一男孩叫大卫死去，他说他离美来华作宣教士，还未得救。经此才悔改得救。他又说：‘你儿子大卫失去他肉体的生命，为要使你真正悔改。’……我听这话如触电一样，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独自上楼，在房中跪下祷告，承认自己的错，接受耶稣作救主……。”

家中聚会在未得救之前，家中找不到圣经和诗歌，现在开始读经祷告。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调到河南郑州任统税管理所主任，由于成绩优良，被调任开封，算是升官，在这时他们开始传福音，二月五日邀请了政界的同事来聚会，由丁宝玺(xǐ)牧师（丁牧师当年按立的一位牧师）主领。以后每逢星期日，家中都有这样的福音聚会，人越来越多，蒙恩得救的人众多。河南省主席商震及其他省府高级官员悔改信主的也有多位。

在政府高级官员中，也有信主的人，但把家庭开放，有主日聚会、祷告读经聚会的，只有尹先生一家作这样的工作。

由于他清廉不贪污，每年交税金比前多了三倍。平时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只召见省主席，但这次蒋先生特别召见一位厅长，当时命令下来时，心中惶惶，不知是祸是福？夫妇二人天天为此事祷告，原来在这任内尹先生查获烟土，行政院下令销毁，禁烟总署不肯，他们拿去，下落如何，无从得知。尹先生作了奏折，定要商主席盖章。火车往徐州去，停在车站，见商主席的副官向他走来，叫他急忙下车去见商主席，即把奏折带齐，见了商主席盖了章。商主席说：蒋先生此时在庐山快去。蒋先生对他的政绩十分称许，在他自己的见证中说：“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诗118：23）。他得到蒋先生批准，然后将这大批的烟土烧掉，是林则徐之后，首次大批当众焚毁的烟土，故报章互相转载。这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之事：烟土四百五十大包，毛重三万三千零七十四两。

这一件事也加增了尹先生的声誉，原在家中的聚会，客厅仅容纳二百多人，现在聚会到了四五百人，商主席也来聚会，每次信主的人也甚多。

到湖南后的托付一九三七年二月，尹调任湖南财政厅。他前往湖南上任，没有带一个私人，全部是旧有的人员。他自己见证说：“……到任以后，仍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依靠主的力量……，这时省主席何键和厅中的职员，将厅中一人席卷金库之金钱潜逃罪责，归咎于我，这不仅是失官、名毁，还要坐监，当时我们夫妇二人，跪在主前祷告，神真的听祷告，中央恰在此时改组湖南省政府，何键被调离，换上张治中作主席，我虽不认识张，但仍留任厅长，不久卷款潜逃的人抓到后**。”

在湖南，他还被长沙圣经学院的陈崇桂邀请讲道，他将得救经过及家庭礼拜的成效讲出来，陈崇桂本人亲自记录，把他的见证登在布道杂志上。

日本侵华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开始的，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攻陷武汉，转向长沙，十一月十二日长沙发生大火，全城十之八九被毁，死了二千余人，无家可归者六万多。张治中受处罚，中央赈灾款运到，着令赈灾，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弄不好丢官丧命，大家推辞，结果这责任落在尹先生名下，他说：只有靠祷告来行事。在极艰巨中如愿完成。

这时他带领张治中信主，而后由贾玉铭牧师为之受洗，在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夏令会，张也是一位见证的讲员，说到他如何得救。

重庆建立圣光学校。薛岳作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内调中央，尹先生也就调往财政部做事，到了重庆。张治中对于属灵的事工很追求，他最爱听江守道讲道，全国基督徒大学生夏令会，江先生是最年轻的讲员。

尹先生曾六年留美，在哈佛大学深造。在开封期间，听戴永冕（戴绍曾之父）介绍内地会所办的传教士子弟学校，深受感动。他想华人的子弟亦应得到这样的教育。许多教会学校都由西方差会创办，他认为华人亦应这样办学。

尹先生到了重庆，担任花纱布管制局局长之职，当时抗日期间军人、学生、教员……，一律穿着军服，故花纱布管制甚重要。他们到了重庆，住在山洞镇，把自己的家开放聚会。因为在山洞镇尚无华人教会，当时海军、陆军学校亦在附近，故学员、军官来他家中聚会，也带领了一些人信主。胡宣明（立委，译戴德生传者，其妻周淑安为名音乐家，教授），张静愚税务署长，亦住在附近，共同参加聚会。是时，主的灵在尹先生心中更加感动，要举办这样的学校。他开始效法戴德生把他的金钱存入银行中（用学校名义），湖南圣经学院饶培德牧师、贾嘉美均来函表示协助。

尹先生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时，前往香港公干，积劳成疾，不能入眠，休养期间清楚主旨，要他亲任校长，回国后，即积极筹办该校。

内地会知悉此异象，破天荒竟奉献了一大笔教育经费，这些工作才顺利进行。一间由华人办理的学校于焉成立，起名圣光学校，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教学，内地会的姚如云（GordonAldis）曾记述经常有传道人来布道。张怀德、赵君影、于力工、计志文、江守道、贾玉铭、倪柝声和王明道，灵性丰富的外国传教人也不少……。到第二学期，赵君影和于力工牧师，在重庆各大学中连续带领奋兴会，也在圣光布道一周。八十多位同学，竟有六十多位奉献，学生中政界子弟很多，信主的也很多。

结论胜利后圣光东迁苏州。

一位从政人员亦能作出全时间传道人的工作，而有果效。这是过去在国内仅见的一位。他所作的，值得记述，值得效法。

注：本文载于1997年第9期“导向”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