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使徒——季雅各

魏外扬

「有声自远方发出，自蒙古沙漠处，自新疆、藏、苗边荒，干旱无水之地，自缅甸、印度各国、并中亚各氏族，有声音发出说道：请过来帮助我。」(颂主圣歌，三八一首)

前面这首著名的海外宣道诗歌，它的第一句歌词原来是「自格陵兰的冰雪地」(FromGreenland’sicymountains)，在译为中文时，这一句被删除，而将原来与新疆、藏、苗并列的蒙古移到前面来，成为了现在的样子。不知道这个调整是出于谁的手笔，但我赞成他的做法，因为对那时代的中国基督徒而言，「格陵兰」恐怕只是一个遥不可及、充满幻想的地名，远不如一出长城就可到达的「蒙古」更具有现实感与挑战性。

有一个名叫季雅各(JamesGilmour,1843-1891)的英国人，他也唱过这首诗歌。尽管他唱的是格陵兰在先蒙古在后的英文歌词，他选择的却是沙漠而不是冰山。他短短四十八岁的一生，有二十一年是为蒙古人而活的，因此我们可以称他为「蒙古的使徒」。

〖一、又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毕业生〗

季雅各诞生在苏格兰距离格拉斯哥不远的凯司金(Cathkin)，在六兄弟中排行第三。父亲是名工匠，亲自主持每天早晚两次的家庭崇拜，带领一家过敬虔的生活。

十九岁那年，季雅各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就读，在拉丁文与希腊文这两科上，都有优异的成绩，屡次获奖。从格拉斯哥毕业后，他加入了伦敦布道会(LondonMissionarySociety)并先后在柴斯罕特学院(CheshuntCollege)进修两年、高门宣教学院(HighgateMissionarySeminary)进修半年，最后在一八七○年单身到中国来。

提起格拉斯哥大学，就令我们联想到其它一些来到中国的杰出宣教士，他们也曾在这里受过造就。单是在「迢迢中国路」这个专栏里介绍或提及过的就有宾惠廉、杜嘉德、巴克礼等人，此外如创办「广学会」的韦廉臣，来台三十多年的廉德烈(A.B.Nielson)等人，也都是该校毕业生。由此可见，格拉斯哥大学与中国教会的关系并不下于以「剑桥七杰」而著名的剑桥大学呢！

〖二、在游牧的蒙古人中〗

蒙古在清朝的时候分为内蒙与外蒙两部份。长城以北，戈壁以南是内蒙；戈壁以北，贝加尔湖的湖滨地带以南是外蒙。除了内蒙的东南边缘(或称为东蒙)离海较近，比较湿润，有些地方可以农耕外，其余的广大地区都只适于游牧。从元朝以来，西藏的佛教(或称喇嘛教)传入蒙古，成为最有势力的一种宗教。到了清朝，为了侵蚀蒙古民族的实力，更积极的在蒙古提倡喇嘛教，僧侣数目日益增加，出生率则相对的减少，而昔日勇武善战的民族也日趋消沉，终至一蹶不振。

伦敦布道会早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就已展开向蒙古人布道的工作。一八一七年，有两位宣教士来到贝加尔湖以南的塞楞金斯克等地，向在俄国沙皇统治下的蒙古人布道，直到一八四一年为沙皇驱逐出境为止。其中的一位名叫史万(W．Swan)，他的遗孀后来在一八六九年向季雅各讲述了这一段历史，因而激起季雅各重敲蒙古之门的热心。

一八七○年的五月，季雅各经过三个月的旅程后到达北京。伦敦布道会在北京的工作，此时已经小有基础，包括一间由雒魏林(WilliamLockhart)创办的诊所，后来演变成亚洲最具规模的协和医院。在以后的二十年裹，季雅各就是以北京为基地，不断向蒙古发动福音的攻势。

这一年的八月间，季雅各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蒙古之行，路线是北京――张家口――库伦――恰克图――塞楞金斯克――伊尔库次克，再沿原路回到北京，一共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而以停留在恰克图与张家口的日子最多。

他在这次旅行中学习了很多蒙古的语言文字与生活习惯，也了解了蒙古人的思想方式与精神状况。他结交了不少朋友，住在他们的「蒙古包」里，向他们学习有关蒙古的一切，当然也把握机会将福音传给他们。

他也在这初次的旅行中，深深体会到孤单的滋味。有一天他竟孤单到想一死了之，日记上说：「今天我觉得自己像在旷野的以利亚，他在打败了巴力的先知们后，竟然向主求死。我实在希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宣教都应该两个两个行动。」然而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没有同工，仍然在无际的戈壁中独来独往，但是也愈来愈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冬天不适于长途旅行，季雅各多半就留在北京，但仍不放过每一个向蒙古人传福音的机会。北京有两个蒙古人的社区，他就经常挑着两担子的福音书刊，前往那里兜售。每当有人前来围观，他就向他们介绍那些书刊的内容。有些蒙古人很想买书，却没有现金，他就答应他们以货物来交换，所以他经常卖掉了书刊，却又挑着装满了乳酪、大饼、羊肉等食品的担子回来。

〖三、成家与丧偶〗

经过四年的孤单工作后，季雅各终于在一八七四年的年底获得一位最理想的同工，也达到他「两个两个行动」的愿望。这个同工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妻子。他们虽然已经通了一年的信，却在结婚前一个星期才初次见面。年轻的准新娘一个人从英国坐船到中国来，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婚后季夫人的勇气更加表露无遗，她多次陪伴丈夫前往蒙古，在以帐蓬为家的日子里，吃苦耐劳，毫无怨言。然而她的健康也因此大为受损，终于在医生的敦促下，一家人都在一八八二年同英国休养。

季雅各趁看这次同国之便，将他十二年在中国陆陆续续所写的稿件付梓出版，题名为「在蒙古人中」(AmongtheMongols)。初版问后，广受欢迎，好评加涌。有一篇书评推崇它可以媲美「鲁宾逊飘流记」，也有人建议他不要再到蒙古去，而改为从事文字工作，一定会更有成就。然而在他自己看来，没有一件事比直接在蒙古人中传扬福音更为重要，因此他们又在第二年的年底回到北京。不幸的是季夫人仍然身体虚弱，终于在一八八五年病逝北。四、在农耕的蒙古人中

从英国休养回来后，季雅各就决定把工作的重心从游牧的蒙古人转到东蒙农耕的蒙古人身上。在妻子去世后三个月，他开始了在新工场中的初次工作，以大城子(今热河省境)为中心，向周围逐渐拓展。他很惊奇的发现这一带的蒙古人汉化很深，卖出的福音书刊中，居然中文的比蒙文的还多。

这一次回到北京后，季雅各托人把两个儿子送回英国求学，自己在略为休息后，又再度前往东蒙，除了大城子外，朝阳被选为第二个工作中心。在将近八个月的工作期中，他一共看了五千多个病人，向二万多人讲道，售出三千多册书刊，赠送四千多张单张，旅行了一千八百多哩路。

一八九一年季雅各在天津主持伦敦布道会华北区的年会，在一连几天的紧凑议程结束后，他开始发高侥，医生诊断为一种比较特别的伤寒。第一个星期还可以支撑，第二个星期已经烧到摄氏四十度以上，意识也愈来愈模糊不清。到了最后第二天，他一直挣扎着要起床，口中喃喃说道还要出去旅行，直到别人一再安慰他说就要回天家见主面了，他才安定下来。五月二十一日，这位多年来在蒙古沙漠中长途跋涉的宣教士，终于歇了他的腿，收了他的帐蓬，永远在天家里定居了。

季雅各身前与亲友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络，他的信写得既勤快又生动。有人将这些信件和他的日记、报告加以编排，成为JamesGilmourofMongolia一书，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出版，是有关季雅各一生最完整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