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处境伦理

处境伦理在相当程度上，乃建造在对常规伦理的怀疑与否定之上。处境伦理有两种：一种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否定圣经可以建构出一套固定的伦理学，这可以费卓尔(JosephFletcher)为代表；另一种则是以巴特(K.Barth)为代表，否定人的理性可以作为判别善恶的凭藉。

先说第一种，近代不少圣经学者怀疑到底是否有一个统一的圣经伦理，他们认为圣经并不是一套有系统的文献，它只是反映了不同的生活处境与历史环境里的不同关系。因此，不论在文体、形式、主题、重点等方面来看，圣经都存在著重大的歧异，故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涵括一切的主题，既然连统一的主题都没有，遑论找到前後一贯、严谨缜密的伦理守则了。更有些激进的学者认为，圣经只是时代的产物，受历史场景的限制，因此不是永恒适用的，如此，也不应从圣经里求出一套俟百世而不惑的伦理规范。

费卓尔指出，基督教伦理必须是个人性(personalistic)及处境性(contextual)，既非律法主义，又非无法无天，却是在具体而特殊的处境下，以理性和良知重新评估传统的原则和规范，看看哪些部分可以应用於该处境内。而在评估的过程中，一切道德规范都是相对的，没有必然能应用於今天的权威或价值。惟一可以持之永恒，且成为其他道德价值的判别标准的是爱，只有爱是本然为善(intrinsicallygood)的，其他价值却都受外缘限制(extrinsicallydetermined)，只是当它们能在某一具体处境内，促使人去爱上帝及邻舍，它才有存在的资格。这是第一种处境伦理。

与第一种处境伦理之否定有客观固定的圣经伦理可资遵循，而又高举人的理性良知，相信理性可以作为伦理抉择的凭藉恰好相反，第二种处境伦理却是肯定上帝有清楚明确的启示，只是人的犯罪堕落，已使人失去践行上帝眼里的善行的能力。

例如潘霍华(Bonboeffer)便认为，上帝在创造始祖时，并没有打算让他们独立分辨善恶，他们只要遵循上帝直接的吩咐行事，便已是「善」了。只是始祖抗拒为上帝任意摆布，却要独立自主地分辨善恶(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以致眼睛明亮)，结果便因寻求独立而悖逆上帝。分辨善恶是人离弃上帝的祸首，在分辨善恶时人拒绝从上帝创造时为其命定的命运看自己，反倒看自己拥有各样的可能性，既可为善又可为恶。在犯罪前人只认识上帝，对善恶的知识是在他与上帝分离後才有的，故此人拥有分辨善恶的知识，正是他与上帝分离(disunion)的表徵。惟一消除人与上帝分离的状态是藉著耶稣基督，回复到原来与上帝的关系，也就是人不再靠自己分辨善恶，却只是践行上帝直接的命令。

巴特的思路大致与潘霍华一样。他反对圣经存在著一套固定的伦理命令，他认为基督徒惟一的伦理规范，是上帝的直接谕令(divineimperative)就是说,上帝在此时此地的独特处境里向我所作的要求与命令，除此之外，别无伦理规定可言。上帝的谕令(启示)已彰显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伦理行为，就是他对上帝在基督里的作为的认识(所以对他而言，伦理学就是神学)。人在每个伦理抉择的场景，要抉择的不是他自己经理性分析得来的善与恶，却是是否顺服上帝此时此地的命令。每个抉择都是当下的。因此，巴特反对圣经承载一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伦理命令的说法，更不认为人可以按理性与页知来认识上帝的心意。他认为，要是我们建构一套客观的伦理规范，就是将上帝的命令从上帝动态的作为变成静态的规范，如此也使伦理本身被偶像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