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当伊利克·里达尔抵达天津时，他即将任教的学生们正闹**中。可爱的家乡爱丁堡已远离，那里的山丘、城廓、新城、旧城，大学、教会，西端和多风的东岸，当地夏季的拍卖、设备完善的茶室，全成了往事，在那儿也有令人崇拜的摄影师，以及一大堆最高学府。如今，他将面对天津这个都市，它是河北省的首府──缭阔、零散又不可爱的天津，位在这上国家的东北方。

一九二五年，天津仍然是个繁忙的内陆港，距东南方的北京约六十哩之遥，位于海河沿岸──这河几乎每年都泛溢。在二十世纪中，它快速成长，人口多达一百万；今天它成为北方最大港口，人口已超过四百万，是中国境内仅吹于上海的第二工商业大城。

这个伊利克居住了十二年的都市，有三条铁路汇集，也是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站。市内有七份不同的日报。电车在碎石道上奔驰首。岸边数哩的码头到处都是卸货的苦力，而这些靠岸船支则来自远东各国，该城四周近郊人口云集。它和爱丁堡成了尖锐的对比。由于它离海三十哩远，不是圾海风袭来，气候上虽不致对人体健康有不良影响，但气温差距却相当大。冬季干燥不降雪，温度却经常在华氏以下；夏季，气温则高过华氏一百度，而在七、八月间，经常大雨滂沱。夏天里，一些轻微的季风若不吹来，往往会造成干旱；如果过盛，则又泛滥成灾。春季里，偶尔由蒙古袭来的北风总会引起尘暴。

这里居民的生活方式及形态与爱丁堡也成了强烈的对比。一方是公寓林立，一方尽是简陋小屋；一方有三所大学及许多的学校，另一方则是文盲充斥，弥漫着古老的迷信之风。在天津那些前任的首长，退修将军、隐退的政客、商业大亨、知识界首及人物，及社会名流几乎和水手、小店老板、工人及农夫们比邻而居──因为天津实际上划分成两个城而非一个。

第一个是旧式的中国城市，讪内到处是纲状的小巷弄──和爱丁堡的旧镇相似──位于市中心的西北方。过去四周有旧墙环绕，该墙建于十五世纪，重建于十九世纪，但到了一九○一年义和团的余党将该墙完全拆毁。旧墙外有些街道是以往日的市集命名，这些市集过去是相当繁荣的地区──像针市街、谷物街、驴市街(译音)等等。在黑市，还出售许多古董及藏物。戏院、杂耍摊、玩特技的都是很有趣的角落。此外，城里到处是苦力、商店老板、乞丐、小贩、乘黄包车的客人、从城市南方来的工人及水手。尤其是水手几乎到处可见。

由于天津经常有大量水手出入，导致当地居民风行膜拜“天后”，其中“妈祖”为众所周知。传说她是名水手的女儿，曾在一次船难中救了父亲。于是就在旧城东门外码头边，为她盖了座相当雄伟的庙，水手们成群来到庙里，祈求她保佑他们平安无事。每到春天，进香客都到庙里上香膜拜，每个水手也都把他们的船模型带来。如今天后宫已经不存在，然而在旧城及四周却有其他的庙宇，其中以孔庙最为特殊。市内的清真寺多过一打，其中以西北方的“大清真寺”为首。

另一个天津则是欧洲及日本型式的城市。十九世纪下半叶。因着一些条约，中国将该处割让给各国做租界，从此以后发展神速。这些租界地都在旧城东南方，散置于海河两岸。事实上这些租界就是殖民地，由外国领事管辖，并由他们的军队警察来保卫。中国的法律在租界境内无效。海河右岸有英国、法国租界──是一八五八年割让的，还有日本租界(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后割让的)，以及一八九六年割让的德国租界，到一九一四年期满。河的左岸是幅员广大的俄国、比利时、义大利租界，以及奥匈租界，这也在一九一四年终止。此处的建筑在当时及现在都具世界风貌，还混合着欧洲的格调。大凡初到天津的人，都会以为自己正旅游于欧洲各地。

这些租界虽然色彩缤纷并富有世界的景观，却都是各国藉着军队从中国手中抢夺来的，因此中国人对于外国人入侵天津，仅是容忍而已，事实上并不喜欢。自十六世纪以降，中国一直是欧洲商人心目中的麦加，是欧洲布道家眼里的磁石──这片土地上有丝、有茶、有玉、也有金，有诱人的贸易路径，许多的海港；还有香料及古老的画像神祗。自从一五一四年，葡萄雅及西班牙人首度抵达这片国土，既垂涎于这里的财富，又到处要人皈依基督教后，中国人便视所有西方人为掳掠烧杀的海盗，相当的轻视，一概称之为“洋鬼子。”他们有个想法，在这些“洋鬼子”中，以热衷贸易的英国人为最狠。在英国和中国的各项交易中，最为人所憎恨的就是鸦片买卖。从十八世纪末开始，英国商人将在英国种植的鸦片用船运到中国，为要交换中国的茶和丝，然而，满清政府除了银以外，什么也不和他们交换。后来，满清政府想要扫除吸食鸦片的恶习时，英国商人拒绝合作。一八三九年，清廷关闭了英国在广东的一些工厂，销毁英国鸦片的存货，就激起英人的报复。他们派了战舰前来，和中国展开所谓的“鸦片战争”。一八四二年，中国求和，战争才中止，。双方订下南京条约，其中包括：鸦片贸易合法化，开放广州及其他港口，割让香港给英国，英国人民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并割让租界给他们住，这是中国所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尽管英国人并不受欢迎，然而他们的清**宣教士──以及荷兰、美国人──在备受压榨的中国农人里却占了一席之地。甚至还有藉基督徒之名起义的太平天国，后来虽未获宣教士们支持，而清廷因欧洲军队顾问的相助而将其消灭，太平天国虽弥平但其他的起义却层出不穷。中国人开始抗拒剥削他们的统治者以及那些经济侵略的洋鬼子。这些洋鬼子将本国工厂的产品大量倾销到中国境内，大大打击了中国的农村经济，使得许多人失业。加上在一个腐败、无效率的政府统治之下，民生更形疾苦。一九○○年义和团起事，目标针对外国人，外国输入品，以及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伊利克父母结婚的第一年正值这可怕的动乱。

义和团攻入在北京的公使馆及天津的租界。当时，包括英国在内共有八个国家派了三万军队前来救援，这才解除了天津及北京外人区域的危机。这当中尽是烧杀、掳掠、抢劫，情势相当可怕。到了一九○一年，所有暴乱才告一段落，结果：中国赔偿四十五亿银元；同时还得将更多租界地给外国人，同时各国亦可派驻军来保护他们的公使馆。从此为了这笔极庞大的赔偿费，百姓们所缴纳的赋税更加繁重。旧天津城这座墙就是那时候被捣毁的，是当地居民抗拒欧洲人的一种表现，主要也因为有义和团为他们撑腰。

受过西式教育的孙逸仙博士领导革命，终于在一九一一年**满清政府，建立了**，一建国就由急于掌权的军阀袁世凯任大总统。但他并不成气候，在职期间既无法解决争权问题，又无法缓和人民的痛苦，于是民间频频起事。军队的暴动事件也愈来愈多。一九一五年以后，**事件突增。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间，**事件多达一七○起，有二十五万名工人加入了**行伍。

那时实权落入数百名军阀手中，这些人个个企图控制全国领土，纷纷征税、私募军队，彼此间互相作战，事后则订下协约。有个军阀更拟辅佐满清最后一任皇帝复位──这名幼帝在一九一二年即告退位──但为时仅仅一个星期。另一个军阀因着日本的帮助，成为东北一带的独裁者，这些军阀间不止息的战役，毁损了农作物，使农民陷于无法言喻的苦境。

中国似乎不觉得这一切会造成**，竟还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向德国宣战(虽然她实际的参战行动仅是送苦力前往法国，沿西方防线为盟军挖战壕)。真正的问题是出在战后的条约上，因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藉着这次参战，多少能获得外人对他们主权的尊重并保持领土的完整。但一九一九年所订下的凡尔赛条约完全粉碎了他们的美梦。条约中：同盟国准许日本人继续保有他们既得的利益，同时各国仍旧持有战前所拥有的中国沿海租界。中国什么也没得到！

同盟国这种背弃盟友的行为遭致中国志士的愤怒和唾弃，逐发生了“五四运动”，使得全国燃起**之风。中国共产就在一九二○年抗敌浪潮中产生。当时参加一九二二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就是**东。同一年，在香港英国船上工作的工人全部**，关闭当地工厂，使得经济完全瘫痪。近九龙的**者被英军开枪射杀，死伤极为惨重。一九二五年六月，就在伊利克·里达尔抵达中国前没多久，香港有十万中国工人**，英、法战艇开枪击杀**者，这即有名的“沙基惨案”。

一九二五年六月，广东革命政府改称国民政府，开始声讨东部的军阀。然而当时中国革命风潮已盛，境内逐渐形成两个政党。一为国民党，由孙逸仙博士所创立，后由蒋介石所领导，他们希望建立一强有力的国民政体。另一为共产党，他们希望完全改革中国社会。

一九二五年夏季，当伊利克·里达尔准备赴中国时，就已深知那里正处紊乱、困苦的时局。他的父亲也曾写信提醒过他：

(一九二四年里达尔先生从中国写来的信)据那些旁观者看来，没有一党拥有足够的势力发号施令，真正统管全国。每个党总是有人宣誓效忠，也有人冷嘲热讽。因此，这些年来此地的教会工作会如此艰钜自不难想像……。

今年，这里有三大灾祸：战争、洪水和饥荒。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会带来极大灾难，而如今竟三者齐聚而来，其可怕的程度可以想像。这些灾祸摧毁了许多的家庭，死于这些灾祸的人民更是无以数计。哦！这是极其可怕的浩劫！而事实上它是不须承受这些灾害和损失的。

里达尔先生的最后一封信，论调更是悲观：

若想以文字对不熟悉中国现况的人，谈现今的中国是相当困难的。如今，谁也无法预知它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当今中国的境遇比任何人所能想像的要来得悲惨。处境那么复杂，意见如此的纷歧，结果又遭到这么多敌对的阻力，它正如一个在支离破碎的道路上满跚前进着的人。这个国家正值分娩之痛，它正寻求一条重建之道，以迎合现代潮流一切迫切的需求。至于它是否真做得到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伊利克就携带着这些书信，搭上火车向东方去。他即将前往的中国，当时可说是个一触即发的炸药桶。

伊利克搭乘着前往天津的西伯利亚铁路，沿途经过一避暑胜地北戴河。就在那里下车和家人们团聚，原来他的家人正在该处海边渡假。前来车站欢迎他的行列中，有几位是从天津中英学院来的，也是他未来的同僚。双方乍见略显生疏，他们才很快说明来意：学院最近遭到杯葛，目前迫切需要一位新老师。他们告诉他：有些学生还遭到恐哧呢！由于上海发生“五卅运动”，余波未平，天津至今仍受波及。

事情发生在五月十四日，上海日本所属棉花工古物工人群起**，抗议日人解雇中国工人。这抗议是由学生们发起的，并在五月三十日当天举行****，结果，英方警察开枪射杀**民众。在这次“五卅(三十惨案)”事件后，共产党要所有上海工人、商人及学生**、**。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口号。于是**风潮从上海蔓延到其他有外国人聚集的地区，譬如：伦敦差会在天津所办的中英学院，就成了明显的目标。

这个学院是中国北方居领导地位的英国学府，位于天津的大沽路，是幢尖塔型漂亮的灰色建筑物。其中的五百名深长均来自中国社会的中、上家庭。因为该校创办之初，就有这样的意愿：希望能从中国人民里挑选出较有钱、有势份子入学──一般而言，这群人是宣教士们较少顾及的。他们希望能予这些人顶尖的学术教导，同时也盼望将基督徒价值观，灌输给这群中国社会未来的中坚份子。学院中用英语教学，并将学生组成个人性质的家教系统，由五位英国人及二十五中国人任教。每年有四十或五十名学生由学院毕业，这些毕业生有的继续在中国或到西方深造，有的就直接进入政府、商业界或政治界做事。

该校除了加强学业教导基督教教义外，在运动方面则为中国北部地区的先驱。一九○二年，当拉方顿·哈尔特博士创立该学院时，学生们都还不曾听过上体育课得脱去蓝色长棉袍，在运动场内追逐着一个球，或是所谓的运动记录。这和每一传统礼仪的想法都相抵触，结果是这些教会学校最先灌输了严肃的运动竞赛、英国古老的良好运动员精神及公平比赛的概念。伊利克后来这么说到：

五百名学生中大约有五十名寄宿生，教职员方面有四名英国人及十五或二十名中国人。在运动方面男孩子们玩的是“足球”，然而西方的一些运动项目并不挺受欢迎。无论如何，参加的人数逐渐加增，门柱也到处可见。

由于环境上的条件太差，我不认为橄榄球能成为中国人运动的项目。这里的温度经常低到零下三十度。虽然如此，这里仍有英国、法国及其他外国人区域性的球队。在此，你到处可以遇到好的“足球”员，同时，天津的中国足球队曾与上海及其他地区的足球队对抗过。虽然这只是罕见的例外事件，但却也显示：中国人能玩我们的球类。

目前，由于国内情势动荡，要想推广体育活动，相当的困难。

他们克服了对这些运动厌恶的心理，开始热心的参予运动比赛。结果，常会出现这些情况形：玩足球时偶而会踩到他们的长袍；一开妈下雨他们就往室内冲；如果没有获胜的把握，就拒绝开赛；如果有一名球员的小胫被踢到了，全队都会很生气的离开球场，有时还会和裁判大声争吵。这是因为运动的风气才开始，中国人对这一切还不熟悉的缘故。而教会学校则视运动锦标赛为他们最高的道德回应。“这也是做基督徒工作最有效的的工场之一。”这话出于伊利克下位同事AP库林的一本书“造就中国人”：“一国人在运动上如果能成为真正的运动员，他在任何环境中就能参予竞赛，能与不顺及令人失望的环境抗衡，同时还能保持心平气和。此处，他还能承受失败──他是个最能面对人生更大竞赛的真正运动员。这一切大致说来就是真理。”

这是伊利克即将从事的工作，遗憾的是，学生们不能立刻前来上课。教职员们在北戴河开了个会，决定勇敢的面对杯葛，在暑假结束时，就照往例在九月开学。之后他们都回去天津，为新的学期做准备，伊利克则和他的家人一起住在法国租界里的伦敦布道区六号宽敞的房子里。基于某些原因，此处成为伦敦差会行动的基点所在。

自一八○七年，伦敦差会就来到中国。在十八世纪末，英国经过一连串突发性布道活动的激励，在属灵上达到高潮后，伦敦差会的公理会会友夹杂在首批清**宣教士当中，搭乘船支东来。到了下一个世纪，接着有浸信会、英格兰长老会、英国国教、卫理公会、苏格兰长老会、贵格会、普里茅斯兄弟会纷纷加入行列。在一八六○年，更有无宗派的内地会的参予。此外，还有由天主教改革而成的耶稣会、黑袍教、圣芳济会及圣奥古斯丁会。

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前，清**宣教士遍布了整个中国，虽然他们只接触到中国民众中极少数的人，但却已渗入每个省份。到了一九二○年代，他们的传教范围大半仍囿于沿海地带。八○○○名宣教士中，大约有五分之四的人集中于此。大部份宣教团体总是尽量避免进到其他团体的教区内传福音，即便如此，中国人仍然被这些繁复的宗派弄迷糊了。至于天主教及清**的传教士们，极少在一块儿，有时为了争取民众而发生剧烈的竞争。

早期宣教士们的出现，即已引起中国人的敌意──部份原因是他们所带来的信仰观和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习惯互相抵触，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人民族意识日渐抬头，导致他们排斥外来的任何东西。正如同伊文·露尔德在英国与中国中所提到的：“传教士是西方帝国主义强行输入中国的苦难之一。就像铁路、额外领土权以及外国人控制中国海关等；她成为中国人羞辱的记号；任何接受这信仰的中国人就会被视为卖国者。”

在十九世纪末期，传道区受到了攻击。宣教士被杀并有关他们的恶意宣传比比皆是。在义和团起义时，屠杀情绪达到了高潮。伊利克·里达尔就在这阵愤怒甫告平息时出生的；当他回中国时，又是另一仇视宣教士浪潮的开始。中国人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及日渐高涨的民族意识，逐开始了“反基督教运动”。他们咒骂宣教士为令人厌恨的帝国主义者，并视中国基督徒为这些洋鬼子的喽罗。在乡下，有些基督徒受到攻击；在城里，宣教士们的医院和学校就成了**、**及杯葛的对象。

这一切对宣教士们而言是很残酷的，他们来到中国既不是为他们的政府，达到进一步侵略的目的，也不是来支持人民叛乱，他们只是来传扬不带任何政治意味的福音。这些团体都严格规定：绝不准涉入政治。同时，没有一个宣教士认为他有权去批评其本国政府的措施或其他国家的施政。虽然，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会以“不参予政治”的幌子，来规避一些困难的决定：也就是在他们的信息中，是否应实际指出反物质主义及和平服事的重要。总之，他们是不涉及政治的。然而，宣教士们是住在外国租界中宽敞舒适的屋子里，这些屋子全座落在舒适、社交独立的社区里，这一切全是用武力从中国人的手里夺来，并以兵力持守。如此一来，便遭致那些有可能悔改、信主的人的唾弃。

但他们又能如何？这是殖民式的生活，宣教士们无法改革，所能改变的也微乎其微──虽然伊利克·里达尔后来曾呈报：他们支持逐步归还租界的运动。虽然他们贪婪的政府大量的将鸦片输入中国，宣教士们在这事上倒挺能持守原则：坚决反对吸食鸦片。不幸的，他们必须住在像伊利克和他父母共住有伦敦传教区六号这样的房子：屋子宽大、房间多，前面还有纲球场，租界外围更有军队和警卫守护，以防止任何中国人民前来干扰。这使得宣教士们和中国人所深恶痛绝的任何事都牵扯到一起。

再瞧瞧这些宣教士们分党结派，西方人自成封闭的社交团，的确有很多地方不免令人厌恶。虽然如此，但只要认识他们的中国人都会爱他们。他们不分昼夜辛勤工作；他们照顾并关爱所服事的人。当患难攻击临到时，他们常受到先前所服事的一些百姓的庇护。

九月起，伊利克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做个宣教士老师。中英学院的教职员们很高兴见到四百名学生中的一百五十名，在开学当天早上前来注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又来了一样多的学生。学校回复到以前繁忙的景况。伊利克教的是纯科学，化学是他的专任科目。他以一贯有条不率的作风预备讲章，并为学院实验室添购仪器。学校当局还希望他同时教些英文课程，这令他感到好笑，因为他从来不曾主修过英文。

学校同时也期望他能为学院的宗教生活有所贡献，这他倒很乐意做。每天早晨，学校里都有早崇拜，由一位英藉教师上台传讲培灵的信息。伊利克早期的那份恩赐──以最容易明白的话语吸引听众注意──很快地就使他成为最受男孩们欢迎的讲员。每个老师每周在上课时间外，总会为他们班上上一次圣经课程。伊利克从不固守仪文，总是带学生到他家里去。

就身为老师而论，他冻曾有很显赫的表现。他从来不曾站在讲台上，传授一些有组织的知识。“我似乎从未真正的去掌握我班上的同学，”一回，他有点儿颓丧的承认。只因为伊利克不是这种人。教师工作对他来说太刻板了，他极爱孩子并喜欢和他们在一块儿，却不扮演权威的老师角色。他总是希望和他们嬉笑在一块儿，帮他们跑得更快些，鼓励他们，并教些非正课的东西。扮演这样的角色对他而言是不容易的，虽然如此，他一如往日般的作风──只要他决心做什么，就一定要成功。他的校长后来提到有关他的教学方式说：“随着年日的累积逐渐增进。”他的教学技巧开始有了进展。

在运动场上，情况就不一样了。伊利克接管了学院的体育后，没多久就让他的学生们在运动场上破纪录。他本身也找出些时间练跑，很快地，就常和守卫租界的外国士兵赛跑，在跑时总穿着长长的蓝色海军衬衫。(在那个时代，一般人的衬衫都长到膝头飘啊飘的，而伊利克的衬衫看起来却比其他人的衬衫还长些！)当他首次在天津赛跑时，不曾见过伊利克赛跑的观众都张口惊视。这是次接力赛，只见他如闪电般的向前快跑，在跑最后一圈时终能赶上原先落后的三十码，并击败了多位赛跑能手的美国第十五骑兵队。

在参加军队里的橄榄球竞赛时，他所加入的队伍不曾败北。在天津，橄榄球几乎是所有球类中最不易玩的一种。从西北戈壁沙漠吹来的风，经常刮走三角架下松软、呈薄片状的表层土，风沙吹入球员的眼中，并打在他们的膝盖上。不多久，球员们就满身脏兮兮的。这位前苏格兰的国际球员却迷于此道，在开赛后没一会儿，就恢复以往打葛瑞西亚、伊利克双翼时那种所向无敌的速度。一次，有个英格兰士兵在他冲过时，曾冒然的想踢他一脚。“天啊！他的速度真叫人胆颤。”当伊利克呼啸而过时，他喃喃说道。

该校的运动跑道和橄榄球场一样破旧，伊利克很快地直接开垦了一大片土地，做为运动场。他以伦敦史达姆福德桥运动场为设计蓝图──他曾在这运动场上获得几次有名的胜利。当该校这座运动场守工后，天津可算是全远东区拥有最好运动跑道的地区之一。伊利克本身就是参加首届年度国际运动员中的一名。

不列颠的民众，对于伊利克在中国运动方面的成就所知不多。麦克怀特兄弟在一本叫“达到你的记录”的小册子中，记载了一九二九年四○○米竞赛的世界记录：“伊利克·里达尔──成绩四九·○秒：比赛时间不详──在中国的某一处。”一九二八年十月，北京及天津时报曾以惊讶的笔调描述道：不知何故，英国竟未邀请伊利克加入英国代表队，参加该年夏天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奥运会，可见当时伊利克跑的成绩一定相当优异。

(通信员如此记载道)这是个铁的事实：伊利克足可支持该代表队较弱的一环，成为四○○米的代表选手，同时，他在接力赛方面的潜力是无可限量的。

礼拜前苏格兰对内比赛，最高成绩：二○○米是二一·八秒，四○○米是四七·八秒。这两项成绩都没有伊利克成绩好，然而这两名运动员却成了英格兰参加阿姆斯特丹奥运的代表之一。事实上，里达尔所创下的四○○米世界记录，在短时间内是不太可能有人打破的。伊利克本身对这两项径赛认为：“如果我和他们一样受训，应该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若有人能在四○○米径赛，成绩超过四七·八秒，那就是奇迹。以我对伊利克的认识，我当然相信伊利克这番话并非吹嘘，而是陈述事实罢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过无论他身体状况有多好，他还是须要经过特殊的训练，才能达到奥运水准。据我个人的看法，里达尔仍然是世界四分之一哩径赛中最好的选手。

当时，伊利克还不满二十七岁。就在同一年，为了庆贺日皇加冕，南满铁路举行了庆祝会。日本及法国奥运代表队都在场，他们才刚从奥运载誉归来的。“不知什么缘故，我竟然在二○○米及四○○米径赛中接连获胜。”一、两年以后，伊利克在一次访问中这样告诉访问的记者，他的语气一如往常，不愿炫耀任何事。

那次访问，是在一九三二年伊利克返回加拿大休假时所做的。那次，访问记者是个名叫RE诺利斯的人，他以冗长的采访方式问伊利克：从这次“非正式的记录”(即伊利克参加南满铁路庆祝会的径赛)后，他又当了几年传教士？

“整整三年，”伊利克道。

“在那个障碍中，是否有任何让你感到痛苦的事？”

“什么障碍？”

“就是群众、宗教及牧师的意见所形成的障碍。差会当局是否告诫过你：在你跑步的步伐上可要谦逊些？”

“哦！没有！”

“你是否得获得他们的许可，才能参加比赛。”

“哦！不用！”

“你是否认为你脚下快捷的功夫对于你的工作有所助益？”诺利斯不屈不挠继续以讥讽的语气问道。

“当然。”

“你在讲道时曾否讲过这样的题目：‘只要跑你就会有所获得’？”

“不曾讲过。最近我将讲：‘赛跑的目的并不在求快速’。”伊利克感到相当有趣。

诺利斯先生支持的采访，几乎使得每个人都得知伊利克在运动竞赛上的成就。

“里达尔先生，你最后一次参加大型径赛是在什么时候？”

“我想，是在一九二九年吧。我和德国的赛跑大将奥图·培尔查博士比赛的那一次，他是世界五○○米，半哩及一五○○米径赛记录的保持人。”

“结果如何？”

“哦！我赢了四○○米径赛。培尔查赢得八○○米径赛。”

“那次以后，你曾否再参加过径赛？”

“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我还在一九三○年北中国锦标赛中夺魁──不过，就只有这样而已。”

下面一段话不是冷酷的诺利斯先生诱伊利克说出来的。也就是：和培尔查比赛后，这位德国跑将在观众席上以他满口不标准的英语和伊利克交谈道：

“你将代表英国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不，我年纪太大了。”伊利克答道。

“多大？”

“二十八岁。”

奥图·培尔查一听，大笑起来。“年纪太大？我今年都三十二岁了，还准备参加下一次一九三二年的奥运呢！”

根据这位前苏格兰赛跑名将的叙述：当时，培尔查接着说：“如果你接受八○○米径赛的训练，你将成为全世界八○○米径赛最伟大的选手。”培尔查本人就是这段距离径赛的世界记录保持者。

里达尔那种非正统的跑姿，在天津和在克雷葛罗卡尔特一样有趣。最有趣的是，有一回当他在跑道上奔驰时，把一名摄影师撞得人仰马翻。他和往常一样，脸朝天空跑着，一直不曾瞥见这个可怜的家伙。当时他哥哥罗伯及晓张村医院的护士长都坐在观众席上观看。这位护士长特别搭乘晓张村里的第一辆摩托车，沿着漫长、满是灰尘的小路颠簸而来的。

伊利克独自在场内做百米练跑。“当时的情景我忘也忘不了，只见他头向后仰就这么冲过来。”护士长安妮·布倩回忆道。“有名中国摄影师，对伊利克这一路过来的跑速并不很清楚，拿着三角架走进他的跑道内。就和伊利克撞个正着。摄影师被撞得飞了出去，三角架也飞得老远，而伊利克本人则面朝地扑倒下去。我和罗伯立刻从观众席上冲下去，只见伊利克躺在那儿，我们赶忙将他扶进帐篷内，那时他已不醒人事。当他醒来时，你猜他说什么？他竟喃喃道：‘我只是气喘不过来而已。’”

另外一次径赛则成了伊利克轶事中的一部份──由于它太富传奇性，以致英国胜利者漫画书将其画制成卡通漫画，给男孩子们看──就是有名的“搭船之跃”。由于这一跃，使得“飞跃的苏格兰人”的绰号更形巩固。一九二八年，伊利克在大连参加运动竞赛。他参加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四○○公尺径赛，比赛时间距他即将搭乘前往满洲的船支开船时间只有半小时。他又必须搭上这艘船。而跑道离港口间的路程须二十分种路程。因此，他预先找了一辆计程车在终点线附近等候。

伊利克以迅雷般的速度跑完全程，首抵终点线。抵达之后，不敢放松脚步，迳向等候的计程车奔去。突然间“上帝保佑吾王”英国国歌乡遍全场，伊利克略略一滑才停下脚步。像杆柱般直立着，这时，计程车仅在几码路外。当国歌结束后，他才再以踉跄的脚步朝计程车走去。但乐队又奏起法国国歌“马赛曲”，原来他忘了这回径赛的第二名是位法国选手。于是，他再次立正，直等到国歌演奏完毕。

“计程车花了许多时间，”他后来回忆到。“我又跳又赶直到码头边才停止。这时，船已起航了──离码头的距离已远得不能用跳的力了。但有股浪潮将船支向岸推回一些距离。于是我将背包掷过去，再跳上船。我试图想像瞪羚是怎么个跳跃法。后来我想到一种很类似的跳法，于是我就照着这么一跳，竟然就跳了过去。”

一名坐在车上目睹此景的报社通讯员说道：他足足跳了十五尺之远。伊利克本来是不把它当成大事，倒是轶事中夸赞这位飞跃的苏格兰人，竟能面不改色一跳就是十五尺。

无论在中国或在苏格兰，伊利克从赛跑所获得的快活，及从竞赛中不断的刺激所带来的快乐，不禁令人怀疑：他对于未曾选择运动为他终生职业这个决定可曾后悔过？他对于失去参加一九二八年奥运的机会可曾介意过？当奥图·培尔查告诉他：他能成为最伟大的八○○米径赛选手时，他当时的感受又如何？当他督导化学班的学生，或者当他浪迹于晓张动荡不安的荒野三餐不继时，他难道从不曾向往过体育生涯，从不曾想过若他能终生从事兴趣所在的体育活动该有多好？

可怕的诺利斯在多伦多再次以类似的方法访问他，他依旧以那特有的方式问道：“你对于自己选择终身传道这件事感到快乐吗？你岂不因此失去备受瞩目的得意，失去了观众狂热涌向你的光采，也失去了群众的欢呼声及胜利后那一杯杯色泽耀眼的美酒吗？”

伊利克这么答道：“哦！当然，我偶然也会想到这一切，但我很高兴自己能从事现在的职业。在一个人生命中，这事远比其他的事来得重要。诚如你所知的，不是为了会朽坏的冠冕，而是为那不朽坏的冠冕。”

他曾对妻子说：他是个天生的懒骨头，同时，运动对他而言，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他有过这样的念头，认为能靠撞球维持生计就很满意了。(他是名撞球高手。)“我想，一度他的确很盼望选择运动为他的终生职业，”她说道：“他说过：如果他能在某项运动项目上靠点小聪明混日子，生活一定相当愉快。但这是他在遇到汤姆森博士之前的想法。”

在阿尔梅德尔那次的聚会的确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依旧喜爱──当他往前跑，微风吻上他面颊的感受，冲糨终点线的欣喜，精通或顿悟某事物的满足感。但除了这些，他内心还有一股更深的渴求。有一次他曾立定心志，将从上帝那儿获得的生命降服在他面前。或者你会认为，这种降服是种懦弱的表现。然而对伊利克而言，并非如此，它是一种力量的表征。这是意志上的降服，而非被强迫的顺从；同时，那股由祥和的信心及真实无伪的谦卑所融合而成的气质，对每个认识他的人造成深远的影响，甚至到现在他们都还谈着他，谈论中所用的字眼，若让他听见了，会领他尴尬的不知如何才好。

一九二九年，当他父亲从宣教工作退休后，除伊利克外，全家搬回苏格兰。好时有几个人和他在天津合住一幢公寓，他们都认为那段日子是“他们生命中最丰硕的时期”。其中有一人──是个外科医生──名叫乔治·杜尔灵，曾简单说道：“我们三个与伊利克为他自己所设下的标准相比所差甚远。但他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每一回我都能信赖他。同时，没有任何事物能动摇他。他的爱心伟大得不因任何情况而有所改变的。”

另一位公寓室友史次门·大卫·米克吉文，形容他是一位“完美的基督徒绅士”。对他的夸赞不绝于耳。

“我从来没听过伊利克对任何人说一句不友善的话，”另外一个说道。

“伊利克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像基督的人。”

“伊利克极具幽默感。不过，如果有工作必须完成的话，他就会以工作为先。”

有一次，他们受邀喝咖啡，有人发现苍蝇停在一片饼干上，就忱心细菌传染，逐警告伊利克别碰饼干。“但伊利克却小心的吃下那片饼干，”这人继续说道：“他的动作并非故意唱反调──他从不曾这么做──而只是要向他们证实，其他人若吃下这些苍蝇停过的饼干，也不见得有何大碍。”

当然，从这些人口中，“像基督”及“基督徒绅士”这一类的赞辞，天天都听得到。他们也以伊利克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某些物质为榜样，做为自己待人处事的圭臬。他们所用的字眼比我们现今所用的还夸大，人总是有个倾向：难免把一个已过世的伟大人物神圣化。然而他们所有人，共同指出一项最杰出的品格。

他从每天清晨的祈祷、沉思及读经当中，支取生活中的力量，自我训练的动力、及宁静的情绪。他从这当中汲取生命泉源，领悟一些道理，在这一天当中，就实际的将它行出来，有如似乎登山宝训不停的萦绕在他耳际一般。他在早晨灵修中获得什么，他就在当天行诸其他人身上。他以此为衡量的标准，如果感到已逐渐达不到这些标准，就会重新坚守，不愿与人同流合污。这种每日信心的操练，成为这个人内心里获得能力的泉源，或许也成为他如何跑得好的秘决所在。

有一回，大卫·米克吉文问他是否曾祈求上帝让他赢得径赛。他回答道：“不，我从来没这么祷告过。不过，我曾经为运动会祷告，祈求上帝的名能在会中被高举，得荣耀。”

当那个被他求婚的年轻女孩说道：“他相信祈祷。每天早晨，总要花一个小时祷告。我曾试着赶上他的灵程，但我差得远呢！我相信，这就是他生活得力的秘决。他在那段时间里，会想想当天该做些什么，同时他也在那段时间里获取力量，去完成这些事。”

不论昼夜每当中国学生去找他，他总会拨时间来招待他们。他不会因为过度虔敬，而不喜欢与年轻人嬉笑作乐──“他有恶作剧的倾向。”其中一名学生后来说──任何的恶作剧通常他都有一份。“你和里达尔先生在一起时，怎么能做那种事？”一些母亲们都会觉得没面子而责骂她们的孩子，她们极难想像伊利克竟然也参予了。他的幽默感，化解了许多宣教士间的冲突。在宣教士群中，只要是个性强的人凑在一块儿，紧张的场面及口角是常会发生的。“哦！宣教士们都是些自命不凡的家伙。”一位宣教士的孩子说道，这女孩当初在天津文法学校念书，和伊利克的弟弟恩尼斯特是同班的同学，也是伊利克未来的甜心，名叫佛罗伦斯。“特别是那些布道家，他们自认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人都自甘堕落，道德败坏。伊利克却不是那样，他能生活在这两种人当中。”

但他却不会让任何人轻易赢过他。伊利克的内心深处有一坚决的性格──这绝非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无论他拒绝在星期天赛跑──或选择一个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