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西欧的复兴

第三节、基督教在西欧的复兴

基督教在这个时期有所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对基督教神学的兴趣重新被点燃。 在1050－1350年这段时期，基督教思想在理智层面上得到了显著的加强。 当黑暗的时代最终从西欧逝去，中世纪开始来临之际，一个让学术各个领域能够重新复兴起来的舞台已经预备好了。 在11世纪晚期，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在法兰西的恢复促进了巴黎大学的形成，巴黎大学很快就被公认为欧洲的思想中心。 在塞纳河的左岸也建立起了一系列神学“学校”，它们都处于新建的巴黎圣母院的荫蔽之下。

索邦学院（College　de　la　Sorbonne）就是这些学校中的一个，它后来取得了极大的声望，以至于“索邦”最终成为巴黎大学的代名词。 就是到了16世纪，巴黎依然被广泛地看作是神学和哲学研究的领先中心，其中出现了像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和加尔文这样的学生。 其他这样的研究中心在欧洲其他地方很快被建立起来。 一个新的神学发展进程开始了，它涉及到基督教会在思想、法律和精神等生活方面的进一步稳固。

中世纪早期发展的主流是在法国。 有数个修道院培养出了优秀的基督教作家和思想家。 例如，在诺曼底的贝克（Bec）修道院就产生了像蓝弗兰克（Lanfranc，约1010－1089年）和安瑟伦（约1033－1109年）这样出名的作家。 巴黎大学不久就使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的神学思想中心，出现了如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约1079－1142年）、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约1200－1280年）、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年）和波那文图拉（Bonaventure，约1217－12　74年）这样的主要作家。 在14到15世纪，新的大学在西欧不断出现，包括在德国和其他地方。

对于中世纪新的神学旨趣来说，核心的资源同样也与巴黎有关。 在1140稍前的某个时候，伦巴德（Peter　Lombard）到巴黎大学教书。 他的主要关切之一就是要使他的学生思考那些复杂的神学问题。 他的贡献是一本教科书——这或许是曾经有过的最枯燥乏味的一本书。 这本《语录四书》（Four　Books　of　the　Sentences）是按主题从圣经和教父著作中所作摘录的合集。 伦巴德为其学生提出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要使摘录有意义。 这本书对于发展奥古斯丁的遗产具有重要意义，这体现在学生有责任藉着奥古斯丁的观念，通过构想恰当的神学解释，来调和明显不一致的文本冲突。 到1215年，这本书已经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教科书，而与之相关的著作，通常称为《语录注释》（Commentaries　on　the　Sentences），成为中世纪最流行的神学类别。 出名的例子包括阿奎那、波那文图拉和司各脱，他们都写过这方面的著作。

与这段时期相关的最重要的思想发展或许就是经院哲学的兴起。 经院哲学最好被看作是中世纪的一个运动，它兴盛于1200－1500年期间，注重对宗教信仰理性证明的和系统表达。 因此“经院哲学”不是指一个特定的信念体系，而是一种构造神学的特殊方式——一种高度发展的、既提供材料、做出详细区别、又试图使神学成为可理解的方法。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经院哲学似乎显得过于烦琐。 然而，可以说，经院哲学在基督教神学的一系列关键领域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尤其关系到理性与逻辑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 阿奎那、司各脱和奥卡姆——通常将他们看作是所有经院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三个人物——的著作对于神学的这个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直到现在仍被看作是里程碑。

当然，这段时期不仅心智的生活经历了复兴，西方教会在格列高利三世（约1021－1095年）——他于1073年当选为教皇——时期也经历了一个持续的改革过程。 尽管“格列高利改革”在那个时代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但现代的学者普遍同意，它还是在教会处于历史危机时期复兴了教会。 尤其是，格列高利试图颠倒当时存在着的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 当时人们一直认为教会应该附属于国家。 而格列高利则试图建立这样一个原则：至少在某些领域，教会具有超过国家的权威。

在中世纪晚期，也出现了进一步加强教皇权力的时机。 这方面的一个主要发展就是在1197年亨利四世去世后帝国的削弱。 亨利四世的前任皇帝是腓特烈一世（Fredrick　I，也被称为“巴巴罗萨”），他当政的时间是1152－1190年。 这期间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他的权威。 亨利四世巩固了已有的成果。 但在1197年亨利去世时，帝国被交给了他三岁的儿子。 这带来了混乱，造成了帝国的削弱和分裂。 就在这时，一个强有力的教皇在次年当选了，他抓住了这个机会来重建教皇的权威。 在英诺森三世（InnocentⅢ）时期（1198－1216年任教皇），中世纪的皇权在整个西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那时英诺森取得了“基督的代表者”（Vicar　of　Christ）的称号。 对他来说，“没有哪个国王能够正确地统治，除非他为基督代表者服务”。

英诺森三世论教会与国家

在1198年10月所发布的“如宇宙创造者”（Sicut　universitatis　conditor）之谕令中，英诺森以下面的方式提出了国家要附属于教会的原则。

正如宇宙的创造者在穹苍中设立了两个大光体（其中的较大的管昼，较小的管夜），同样他也为大公教会设立了两个管理者，其中较大的管理灵魂（即“昼”），较小的管理身体（即“夜”）。 他们就是教皇的权威和国王的权力。 并且，正如月亮是从太阳得到她的光，且从大小和质量上都逊于太阳，同样国王也是从教皇的权威中得到他的权力。

但是，其他情况的出现破坏了这个加强的过程。 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1378－1417年间阿维农教廷的出现。 这个情况源自于教皇由于政治的原因在1309－1377年间从罗马向阿维农的迁移。 在教廷于1378年返回罗马时，有两个前法国的反教皇者占据了阿维农。 所造成的分裂最终通过比萨公会议（1409年）和康士坦斯公会议（1417年）得到解决。

在其他方面，这个时期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这个地区建立起了几个主要的修会。 在1097年，西多（Cistercian）修会在位处塞纳河荒野地带之中心的西多（Citeaux）创立。 这个修会强调体力劳动而非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强调个人性的而非集体性的祷告。 西多修会以其对生活的苛刻要求而闻名，其规则否定一切生活的舒适。 例如，火在一年中，即只在圣诞节，允许使用一次。 最有名的西多修会的领袖之一就是伟大的灵性作家和祈祷者明谷的贝纳尔（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年）。 到14世纪初，估计已经有约600个西多修道院或女修院被建立起来。

另外两个重要的修会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后建立的，即法兰西斯会和多米尼克会。 法兰西斯会（又译方济各会）是由阿西西的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约1181－1226年）建立起来的。 他抛弃了富裕的生活，决定过一种祈祷的和贫穷的生活。 这个修会的修道士常被称为“灰衣修士”，因为他们都穿深灰色的外袍。 修会的特点是强调个人和集体的无财产。 这个修会也常被认为是反知识的；然而，这个时期某些最伟大的神学家，如波那文图拉，就是这个修会的成员。

多米尼克修会（又译多明我会，其修士因在白色外衣之外披黑色披风而常被称为“黑衣修士”）是由西班牙的教士古兹曼的多米尼克（Dominic　de　Guzman，1170－1221年）创立的。 它特别强调教育。 到中世纪结束前，多米尼克会已经在欧洲主要城市都建立起了修道院，为教会理智方面的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阿奎那或许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他就是多米尼克会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