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

第四节、文艺复兴

这个来自法文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现在普遍被用来指称14－15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文学和艺术上的复兴。 在1546年，乔维奥（Paolo　Giovio）曾提出，14世纪是个“幸福的世纪，拉丁文学孕育着重生”，实际就预言了这个发展。 某些历史学家，其中最著名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曾证明说，现代就产生于文艺复兴。 按照布克哈特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时期，人类第一次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个人。 在许多方面，布克哈特用纯粹个人主义的词语来阐释文艺复兴是很成问题的；但在下面这个意义上，他无疑是正确的：某种新颖和激动人心的事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它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为之着迷。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思想史上辉煌的新运动会发源于意大利。 下面的一些因素可能与此问题有关。

1． 经院派神学——中世纪占主导的思想潮流——从没有在意大利兴盛起来。 尽管许多意大利人拥有神学家的名望（如阿奎那和利米尼的格列高利），但他们主要活动于北欧。 因而在14世纪的意大利形成了思想的真空。 真空总要被填满，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就填补了进来。

2． 意大利充满了各种有形和具体的古代遗迹。 古罗马建筑和纪念碑的遗迹在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它们在文艺复兴时似乎唤起了对古罗马文明的兴趣，在这片土地的文化处于贫乏荒芜之时，激发思想家们去恢复古典罗马文化的活力。

3． 由于拜占廷的崩溃——君士坦丁堡于1454年最终落于伊斯兰入侵者手中，一些讲希腊语的思想家从中逃向西方。 意大利碰巧在陆地上靠近君士坦丁堡，结果就有很多这样的流亡者定居在她的城市中。 希腊语的复兴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它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希腊古代经典的兴趣。

我们将会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世界观的核心就是要回到古代的文化辉煌，而把中世纪的思想成果加以边缘化。 文艺复兴的作家并不看重这些思想成果，认为它们与古代的成就相距甚远。 在文化中存在的这种情况在神学中也同样存在：他们认为古典晚期的思想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超过了中世纪的神学作品。 确实，文艺复兴可以部分地看作是对北欧大学把文学院和神学院关联在一起的思想路线的反动。 出于对经院哲学所用语言和讨论之技术性的反感，文艺复兴的作家们把它们一并都抛开了。 在基督教神学方面，通向未来的关键就在于直接地面对圣经文本和教父时期的著作。

文艺复兴中的思想主流通常被称为“人文主义”（humanism）。 人文主义是一种文化教育方面的运动。 它主要关切的是优雅（eloquence）在其各个方面的提高，而它在道德、哲学和政治方面的旨趣则处于其次。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首要关心的就是优雅，其他都是附带的。 人文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它以古典文化为其优雅所追求的楷模。 在艺术和建筑方面，正如在口头和书写语言方面，古代都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源泉，它能够被文艺复兴所据为己有。 因此，人文主义关心的是观念如何被得到和表达，而不是这些观念的实际本质。 一个人文主义者可以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然而，不管哪种情况，涉及的观念都是从古代派生出来的。 一个人文主义者可以是一个怀疑论者或一个信仰者，而这两种态度都能从古代找到根据。

被证明对基督教具有特别贡献的人文主义形式主要是北欧的人文主义。 因此我们必须考察这个北欧的运动所采取的形式。 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北欧的人文主义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决定性影响。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方法和观念通过下面三个主要渠道传播到北欧。

1． 通过北欧的学者到意大利，或许是到意大利的大学作研究，或者是由于外交工作。 当他们返回到自己的祖国时，他们也把文艺复兴的精神带了回来。

2． 通过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通信。 人文主义者关心写作上修辞水平的提高，而信件的写作被看作是体现和传播文艺复兴理念的一种方式。 因而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通信显得十分重要，它扩展到北欧的大多数地区。

3． 通过印刷书籍，这些书籍原产自像威尼斯阿尔迪那（Aldine）这样的出版社，而它们会在北欧的出版社重印，尤其是在瑞士的巴塞尔。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经常把他们的著作题献给北欧的保护人，以此来赢得更多可能的关注。

尽管北欧的人文主义在发展中存在着很多的不同，但有两个观念似乎在整个运动中被普遍地接受。 首先，我们发现其对书写和口头语言之优雅性同样关注，就像在意大利发生的改革一样，在模仿古典时期的风格。 其次，我们发现其中的一个宗教运动直接指向基督教会的全面复兴。 “基督教重生了”（Christianismus　renascens）这句拉丁口号概括了这一运动的目标，也表明了它与文艺复兴中文学“重生”的关系。

人文主义运动的核心因素就是要回到古典罗马和雅典时期西欧文化的原初资源。 这个运动在神学上的对应就是直接回到基督教神学的基础资源上，主要就是指新约。 这个运动被证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会看到。 它带来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对圣经作为神学之根源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给予了新的评价。 随着对圣经兴趣的增加，人们越来越明显地认识到，现有这个资源的拉丁译本是有缺点的。 在这些拉丁译本中最有名的就是“武加大”（Vulgate）译本，它是在中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圣经拉丁译本。 旧约圣经最初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其中小部分用的是亚兰文）；而新约则是用希腊文写成的。 武加大译本为那些懂拉丁语的人提供了一个拉丁语的译本，但这个译本的可靠性不久就受到质疑。

人文主义者的研究揭示出武加大译本和它翻译的原文本之间存在着令人遗憾的差别，因此开辟了随后的教义改革之路。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文主义对于中世纪神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证明了圣经这个译本的不可靠性，并因而似乎表明基于其上的神学的不可靠性。 随着人文主义者在这个译本中揭示出一个又一个错误，经院哲学的圣经基础似乎趋于崩溃。 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探讨这一点。

人文主义在这个文本和文化方面的运动可以用这样一句口号来概括：“回到本源”（ad　fonts）。 中世纪注释这个“过滤器”——无论是对法律文献还是对圣经——一律被拋弃，为了能够直接面对原初文本。 把这个口号用于基督教会，那么“回到本源”就意味着直接回到基督教的根基——即回到教父的著作，尤其是回到圣经，直接用原初的文字去研究。 这使得直接进入新约的希腊文本成为必要。

第一次印刷的希腊文新约文本是由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于1516年编成的。 伊拉斯谟的文本并没有达到它所应有的可靠性：对于新约的大部分他只对照使用了四种手抄本，而对最后的启示录部分只使用了一种。 就是在这个手抄本中遗漏了五节经文，以致伊拉斯谟不得不从武加大译本中把这几节经文重译回希腊文。 不过，这个希腊文本被证明是一个文本上的里程碑。 神学家们第一次有机会来比较新约的希腊文本和后来的武加大拉丁译本。

在较早前由意大利人瓦拉（Lorenzo　Valla）所做工作的基础上，伊拉斯漠表明，武加大译本对新约某些主要段落的翻译是不合理的。 由于中世纪教会一系列的实践和信念是基于这些段落，因而伊拉斯谟所做出的判断让很多保守的天主教徒（他们愿意保留这些礼仪和信念）感到惊谔和愤怒，但让那些改革者（他们希望除去这些）感到同样大的兴奋。 例如，武加大译本把耶稣最初传教的话语（太4：17）译作：“作忏悔吧（do　penance），因为天国近了”。 这个译法似乎把天国的降临与忏悔礼直接关联起来。 而伊拉斯谟在瓦拉工作的基础上，指出这句话的希腊文应该被译为：“悔改吧（repent），因为天国近了”。 换句话说，武加大本的译法似乎指向一个外在的礼仪（忏悔礼），而伊拉斯谟则坚持其所指向的是内在心理的态度，即“悔改的”心态。

这个发展动摇了武加大译本的可信性，为在更好地理解圣经文本的基础上对神学进行修正开辟了道路。 它同样证明了圣经研究对于神学的重要性。 神学不能允许建立在错误翻译的基础上！ 因而，认可圣经研究对于基督教神学的极端重要性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前20年。 它同样导致了进行改革的神学关切，这一点我们会在下章中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