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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基督教的历史与文化 by 麦格拉思

第五章、基督教在发展中国家的兴起

尽管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它很快就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尽管它最初所影响的许多地区在7世纪以后的阿拉伯人入侵中又被伊斯兰化,但欧洲仍然保持了基督教。 甚至在欧洲最为伊斯兰化的国家土耳其,也一直有相当重要的基督教影响,只是到一次大战前,伊斯兰政府采用种族大屠杀的方式才使这个地区的基督教趋于消灭。 而大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则开始扩展它们的影响,从而使基督教开始了从欧洲宗教到全球宗教的转变过程。

16世纪下半叶天主教会设立差传委员会被看作是这个过程的里程碑。 它反映出天主教会已经认识到,在欧洲之外新发现的大陆还有大量的人口,需要有开创性的差传和牧养工作来关怀新大陆,那里还没有正式地建立起教会管理的体系。

新教对于新发现的地区,如美洲,所带来的挑战反应要慢得多。 尽管改革宗的差传工作众所周知在16世纪就传到了巴西,但总体的情况却是,天主教主导了差传工作,耶稣会在其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 18世纪福音派在英国的复兴导致了福音派的差传活动在英国有政治利益的地区出现显著的增长。 较大比例的差传工作始于南部非洲、印度以及南太平洋的诸多岛屿。

这种转变的结果可以从一个简单的统计中清楚地看到。 在19世纪早期,大多数基督徒生活在北半球,主要集中于欧洲。 到20世纪中叶,情况则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现在多数的基督徒生活在南半球,欧洲和北美在数量上不再成为基督教的重心。 这个重心已经移到了南美、南非和部分亚洲。

因此,基督教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会表现出怎样的特点?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基督教在几个主要地区的源起和发展。 让我们首先从南美洲开始。

第一节、拉丁美洲

在南美的殖民政权有西班牙和葡萄牙。 在16世纪,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地区确立了它们的影响,并在随后的世纪中逐步加强。 差传中心在这里被建立起来,耶稣会的工作尤为显著。 宣教士们从他们在拉丁美洲的住地出发,北上到现在的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田纳西和亚利桑那进行宣教。 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因领土争端常常妨碍宣教的工作,但到18世纪以前,南美已经被广泛地基督教化。

有趣的是更为晚近的发展。 我们下面就来考察其中的两方面发展: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以及福音派和圣恩运动的兴起。

从理论上来说,“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一词能被用来指任何论述或涉及压迫处境的神学。 然而,从实践上看,这个词实际被用来指一种非常特殊形式的神学,它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处境。 1968年,拉美天主教的主教们在哥伦比亚的麦迪林(Medellin)开会。 这次会议——通常称为CELAM II——给这个地区带来了震动,因为与会者认识到,教会以往都是站在这个地区实施压迫的政府一边,而在未来,他们声明要站在贫穷者的一边。

这种教牧和政治上的立场很快就被一个坚固的神学基础所补充。 在其《解放神学》一书中(1971年),秘鲁神学家古蒂尔雷兹(Gustavo Gutierrez)介绍了后来成为该运动所特有的那些命题,这是我们下面就要探讨的。 其他有名的作家包括巴西的博夫(Leonardo Boff),乌拉圭的塞贡多(Juan Luis Segundo),以及阿根廷的博尼诺(Jose Miguel Bonino)。 最后这一位在一个方面很不寻常,他乃是这场以天主教占主流的对话中所发出的新教(更严格地说是卫理公会)的声音。

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基本主题可以概括如下。

1. 解放神学注重穷人和被压迫者。 “贫穷人乃是认识基督教真理和实践的本真的神学源泉”(索布里诺,Sobrino)。 就拉丁美洲的处境来说,教会站在贫穷者一边。 “上帝明显而毫不含糊地站在贫穷者一边”(博尼诺)。 上帝站在贫穷者一边导致如下更进一步的观点:贫穷者在诠释基督教信仰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 所有基督教神学和宣教都必须始于这种“从下而来的观点”,始于贫穷者的苦难和悲痛。

2. 解放神学涉及对实践的批判性反思。 正如古蒂尔雷兹所指出的,神学乃是“在上帝话语之光照的基础上对基督徒生活的批判性反思”。 神学不是,也不应该是,与社会处境或政治行为相分离的。 传统西方神学将行动看作反思的结果,而解放神学则颠倒了这个秩序:行动在先,其次才是批判性反思。 “神学必须停止解释世界,而要开始改变它”(博尼诺)。 对上帝真正的认识永远不能是无关痛痒或超然的,而是来自于对贫穷者之事务的参与。 这是对启蒙运动认为参与妨碍了认识的彻底否定。

从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到解放神学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许多西方学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批评了这个运动,认为这是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非神圣的联盟。 解放神学家们主要从两个方面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利用进行了有利的辩护。 首先,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分析的工具”(古蒂尔雷兹),它能使人们获得对现存拉丁美洲社会现状的洞见,为改善贫穷者的恶劣处境提供途径。 其次,它提供了一条政治的方案,使得现存不公正的社会体制能被瓦解,创造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在实践上,解放神学激烈地批评资本主义,而肯定社会主义。 解放神学家们争辩说,中世纪的经院作家托马斯•阿奎那就在以某种方式使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他们所作的完全相同,都是在用世俗哲学家来讨论基督教的基本信念。 这里必须看到,解放神学家认为,上帝对贫穷者的关心和应许是福音的重要方面,并非只是出自拉丁美洲处境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选择。

很明显,解放神学对于新近的神学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圣经被读解为对解放的叙述。 这种神学特别关注以色列民族从埃及奴役下的解放、先知对压迫的责备,以及耶稣对穷人和社会底层的人传讲的福音。 因此圣经不是单从希望理解福音的立场来解读,而是从如何将其用于拉丁美洲的现状的角度来解读。 西方学术型神学家曾对这种进路有点不耐烦,认为它没有为圣经研究在有关这些段落的诠释方面的大量洞见留下足够的余地。

关于拯救的本质,解放神学也有一些重要的看法。 它常常将拯救与解放等同起来,而强调拯救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意义。 这个运动特别注重“结构的罪”(structural sin)这个观念,认为正是社会,而非个人,是腐败和需要救赎的。 批评者说,解放神学已经把拯救化约为单纯世俗的事务,而忽视了其超越的和永恒的层面。 而运动的这个方面或许是基督教中快速增长的形式(如灵恩运动),它强调了生命中超越和灵性的一面。 下面我们转向这个方面。

由于南部非洲在16世纪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地区占主流的基督教是天主教。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则是福音派和灵恩派小组数量的急骤增加。 这个变化的程度可以从以下图表中看到,其中比较了拉丁美洲的几个主要国家1960年和1985年的福音派人数。

福音派在拉丁美洲的增长(福音派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国    家  1960  1985  增长系数

玻利维亚  1. 27  6. 51  5. 1

巴  西  4. 40  15. 95  3. 6

智  利  11. 71  21. 57  1. 8

萨尔瓦多  2. 45  12. 78  5. 2

危地马拉  2. 81  8. 92  6. 7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960年福音派发展较好的地方,增长率尽管比较平稳,但并不显著。 而在其他地区,都有一个更为明显的增长,以致福音派很快成为该地区的重要力量。 那么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这种发展部分地反映了拉丁美洲对该地区政府日益增长的幻灭。 解放神学为这种挑战提供了一种途径;而福音派小组则提供了另一种,它被证明对许多人更具有吸引力。 福音派对拉丁美洲人具有吸引力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它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 对福音派的接受被看作是,向着美国民主文明的一个更一般的文化移植的侧面。

同样明显的是,其他因素对理解这个地区灵恩派和福音派小组的快速增长也是重要的。 其中之一就是,福音派认为,人并不需要成为某个宗派的成员才能得救,人只需要忏悔自己的罪,并且相信真正的福音。 在这方面,天主教会一般都坚持更严格的观点,即只有成为“真教会”——从历史上讲即指其自身——的一员才能得救。 尽管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这个立场,但“教会之外无拯救”(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对天主教思想仍然有深刻的影响。 福音派反对将“教会”与某个教会机构等同起来,认为任何一个福音能被真正传讲和接受的地方都是真教会。

因此由他们自己的牧师来牧养的教会就出现了,这是拉丁美洲宗派数量快速增长的开始。 在这个自由的事业中,其教职人员的分层结构与天主教会的权力机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由于起源于罗马帝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官僚机构。 福音派的结构则为魅力领袖施展其能力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使新的领袖能够组成他们自己的具有同等合法性的教会。 而天主教由上按立的结构即使没有压制,也是将这种个人魅力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因此不难看出,在一种鼓励与旧的社会束缚决裂,以及鼓励个人主动性的文化处境之下,这两种途径中的哪一种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福音派可以分化出来而仍是福音派,但天主教徒若反对神职人员的权威,则很可能成为福音派。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灵恩派与拉丁美洲当地文化结合的方式。 灵恩派与拉丁美洲当地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如普遍存在的对诸灵的信念——有着重要的关联。 灵恩派的世界观,其中也包括驱除邪灵,非常容易且自然地与当地的民间宗教关联起来。 另外,它给人带来悔改的经历,而这可能并没有改变社会秩序(解放神学的目标),但它却改变了个体信仰者个人的世界观。 由于对这个地区会有积极的政治变革这种信念正在减弱,因而改变个人的世界似乎更具吸引力,并且更具现实性。

这一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从传统上看,一般认为南部非洲国家在国家与天主教之间存在着联盟,但肯定存在着例外。 反教权主义在墨西哥一直到近期的盛行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纪较早时期的权力斗争中,教会站在失势的这一边。 然而,总体说来,一直到最近,人们通常都认为,一个善良和爱国的巴西人一定是个天主教徒。 这个设定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福音派或灵恩派的基督徒是不爱国的。 然而,随着这个地区福音派和灵恩派基督教的盛行,传统上认为宗教支持地区政治的观点必然会有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天主教会在社会和政府中的支配性地位将不再得到保证。 尽管还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这个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将会成为某些形式的基督教充满活力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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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基督教在发展中国家的兴起 尽管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它很快就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尽管它最初所影响的许多地区在7世纪以后的阿拉伯人入侵中又被伊斯兰化,但欧洲仍然保持了基督教。 甚至在欧洲最为伊斯兰化的国家土耳其,也一直有相当重要的基督教影响,只是到一次大战前,伊斯兰政府采用种族大屠杀的方式才使这个地区的基督教趋于消灭。 而大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则开始扩展它们的影响,从而使基督教开始了从欧洲宗教到全球宗教的转变过程。 16世纪下半叶天主教会设立差传委员会被看作是这个过程的里程碑。 它反映出天主教会已经认识到,在欧洲之外新发现的大陆还有大量的人口,需要有开创性的差传和牧养工作来关怀新大陆,那里还没有正式地建立起教会管理的体系。 新教对于新发现的地区,如美洲,所带来的挑战反应要慢得多。 尽管改革宗的差传工作众所周知在16世纪就传到了巴西,但总体的情况却是,天主教主导了差传工作,耶稣会在其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 18世纪福音派在英国的复兴导致了福音派的差传活动在英国有政治利益的地区出现显著的增长。 较大比例的差传工作始于南部非洲、印度以及南太平洋的诸多岛屿。
这种转变的结果可以从一个简单的统计中清楚地看到。 在19世纪早期,大多数基督徒生活在北半球,主要集中于欧洲。 到20世纪中叶,情况则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现在多数的基督徒生活在南半球,欧洲和北美在数量上不再成为基督教的重心。 这个重心已经移到了南美、南非和部分亚洲。 因此,基督教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会表现出怎样的特点?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基督教在几个主要地区的源起和发展。 让我们首先从南美洲开始。 第一节、拉丁美洲 在南美的殖民政权有西班牙和葡萄牙。 在16世纪,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地区确立了它们的影响,并在随后的世纪中逐步加强。 差传中心在这里被建立起来,耶稣会的工作尤为显著。 宣教士们从他们在拉丁美洲的住地出发,北上到现在的北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田纳西和亚利桑那进行宣教。 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因领土争端常常妨碍宣教的工作,但到18世纪以前,南美已经被广泛地基督教化。 有趣的是更为晚近的发展。 我们下面就来考察其中的两方面发展: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以及福音派和圣恩运动的兴起。 从理论上来说,“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一词能被用来指任何论述或涉及压迫处境的神学
。 然而,从实践上看,这个词实际被用来指一种非常特殊形式的神学,它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处境。 1968年,拉美天主教的主教们在哥伦比亚的麦迪林(Medellin)开会。 这次会议——通常称为CELAM II——给这个地区带来了震动,因为与会者认识到,教会以往都是站在这个地区实施压迫的政府一边,而在未来,他们声明要站在贫穷者的一边。 这种教牧和政治上的立场很快就被一个坚固的神学基础所补充。 在其《解放神学》一书中(1971年),秘鲁神学家古蒂尔雷兹(Gustavo Gutierrez)介绍了后来成为该运动所特有的那些命题,这是我们下面就要探讨的。 其他有名的作家包括巴西的博夫(Leonardo Boff),乌拉圭的塞贡多(Juan Luis Segundo),以及阿根廷的博尼诺(Jose Miguel Bonino)。 最后这一位在一个方面很不寻常,他乃是这场以天主教占主流的对话中所发出的新教(更严格地说是卫理公会)的声音。 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基本主题可以概括如下。 1. 解放神学注重穷人和被压迫者。 “贫穷人乃是认识基督教真理和实践的本真的神学源泉”(索布里诺,Sob
rino)。 就拉丁美洲的处境来说,教会站在贫穷者一边。 “上帝明显而毫不含糊地站在贫穷者一边”(博尼诺)。 上帝站在贫穷者一边导致如下更进一步的观点:贫穷者在诠释基督教信仰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 所有基督教神学和宣教都必须始于这种“从下而来的观点”,始于贫穷者的苦难和悲痛。 2. 解放神学涉及对实践的批判性反思。 正如古蒂尔雷兹所指出的,神学乃是“在上帝话语之光照的基础上对基督徒生活的批判性反思”。 神学不是,也不应该是,与社会处境或政治行为相分离的。 传统西方神学将行动看作反思的结果,而解放神学则颠倒了这个秩序:行动在先,其次才是批判性反思。 “神学必须停止解释世界,而要开始改变它”(博尼诺)。 对上帝真正的认识永远不能是无关痛痒或超然的,而是来自于对贫穷者之事务的参与。 这是对启蒙运动认为参与妨碍了认识的彻底否定。 从这一点可以明显地看到解放神学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许多西方学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批评了这个运动,认为这是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非神圣的联盟。 解放神学家们主要从两个方面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利用进行了有利的辩护。 首先,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分析的工具”(古蒂尔雷
兹),它能使人们获得对现存拉丁美洲社会现状的洞见,为改善贫穷者的恶劣处境提供途径。 其次,它提供了一条政治的方案,使得现存不公正的社会体制能被瓦解,创造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在实践上,解放神学激烈地批评资本主义,而肯定社会主义。 解放神学家们争辩说,中世纪的经院作家托马斯•阿奎那就在以某种方式使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他们所作的完全相同,都是在用世俗哲学家来讨论基督教的基本信念。 这里必须看到,解放神学家认为,上帝对贫穷者的关心和应许是福音的重要方面,并非只是出自拉丁美洲处境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选择。 很明显,解放神学对于新近的神学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圣经被读解为对解放的叙述。 这种神学特别关注以色列民族从埃及奴役下的解放、先知对压迫的责备,以及耶稣对穷人和社会底层的人传讲的福音。 因此圣经不是单从希望理解福音的立场来解读,而是从如何将其用于拉丁美洲的现状的角度来解读。 西方学术型神学家曾对这种进路有点不耐烦,认为它没有为圣经研究在有关这些段落的诠释方面的大量洞见留下足够的余地。 关于拯救的本质,解放神学也有一些重要的看法。 它常常将拯救与解放等同起来,而强调拯救在社会、政治
和经济层面的意义。 这个运动特别注重“结构的罪”(structural sin)这个观念,认为正是社会,而非个人,是腐败和需要救赎的。 批评者说,解放神学已经把拯救化约为单纯世俗的事务,而忽视了其超越的和永恒的层面。 而运动的这个方面或许是基督教中快速增长的形式(如灵恩运动),它强调了生命中超越和灵性的一面。 下面我们转向这个方面。 由于南部非洲在16世纪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地区占主流的基督教是天主教。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个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则是福音派和灵恩派小组数量的急骤增加。 这个变化的程度可以从以下图表中看到,其中比较了拉丁美洲的几个主要国家1960年和1985年的福音派人数。 福音派在拉丁美洲的增长(福音派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国    家  1960  1985  增长系数 玻利维亚  1. 27  6. 51  5. 1 巴  西  4. 40  15. 95  3. 6 智  利  11. 71  21. 57  1. 8 萨尔瓦多  2. 45  12. 78  5. 2 危地马拉  2. 81  8. 92  6. 7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960年福音派发展较好的地方,增长率尽管比较平稳,但并不显著。 而在其他地区,都有一个更为明显的增长,以致福音派很快成为该地区的重要力量。 那么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这种发展部分地反映了拉丁美洲对该地区政府日益增长的幻灭。 解放神学为这种挑战提供了一种途径;而福音派小组则提供了另一种,它被证明对许多人更具有吸引力。 福音派对拉丁美洲人具有吸引力的原因部分地在于它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 对福音派的接受被看作是,向着美国民主文明的一个更一般的文化移植的侧面。 同样明显的是,其他因素对理解这个地区灵恩派和福音派小组的快速增长也是重要的。 其中之一就是,福音派认为,人并不需要成为某个宗派的成员才能得救,人只需要忏悔自己的罪,并且相信真正的福音。 在这方面,天主教会一般都坚持更严格的观点,即只有成为“真教会”——从历史上讲即指其自身——的一员才能得救。 尽管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这个立场,但“教会之外无拯救”(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对天主教思想仍然有深刻的影响。 福音派反对将“教会”与某个教会机构等同起来,认为任
何一个福音能被真正传讲和接受的地方都是真教会。 因此由他们自己的牧师来牧养的教会就出现了,这是拉丁美洲宗派数量快速增长的开始。 在这个自由的事业中,其教职人员的分层结构与天主教会的权力机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由于起源于罗马帝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官僚机构。 福音派的结构则为魅力领袖施展其能力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使新的领袖能够组成他们自己的具有同等合法性的教会。 而天主教由上按立的结构即使没有压制,也是将这种个人魅力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因此不难看出,在一种鼓励与旧的社会束缚决裂,以及鼓励个人主动性的文化处境之下,这两种途径中的哪一种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福音派可以分化出来而仍是福音派,但天主教徒若反对神职人员的权威,则很可能成为福音派。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灵恩派与拉丁美洲当地文化结合的方式。 灵恩派与拉丁美洲当地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如普遍存在的对诸灵的信念——有着重要的关联。 灵恩派的世界观,其中也包括驱除邪灵,非常容易且自然地与当地的民间宗教关联起来。 另外,它给人带来悔改的经历,而这可能并没有改变社会秩序(解放神学的目标),但它却改变了个体信仰者个人的世界观。 由于对这个地区会有
积极的政治变革这种信念正在减弱,因而改变个人的世界似乎更具吸引力,并且更具现实性。 这一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从传统上看,一般认为南部非洲国家在国家与天主教之间存在着联盟,但肯定存在着例外。 反教权主义在墨西哥一直到近期的盛行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纪较早时期的权力斗争中,教会站在失势的这一边。 然而,总体说来,一直到最近,人们通常都认为,一个善良和爱国的巴西人一定是个天主教徒。 这个设定的含义是十分明确的:福音派或灵恩派的基督徒是不爱国的。 然而,随着这个地区福音派和灵恩派基督教的盛行,传统上认为宗教支持地区政治的观点必然会有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天主教会在社会和政府中的支配性地位将不再得到保证。 尽管还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这个地区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将会成为某些形式的基督教充满活力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