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审判

基督教基要主义者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怀疑这种观点究竟是不是好的科学和好的自然哲学，他们有权忧虑，达尔文思想究竟会将人们引向何方。 不只是基督教基要主义者会有这样的认识，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认识。 斯科普斯案不是这场争论的结束。 它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人们至今仍对外界喧闹气氛中的争论感到焦虑不安。

处于斯科普斯案核心的宗教问题强化了当今的争论。 如果科学是一个神——一种由人生产出来的终极的权威力量——那么，那些生命受科学影响的人们就会要求它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猴子审判

围绕着科学权威的斗争由来已久，激烈而形式多变，堪萨斯教育委员会的决定【注：1999年，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做出决定，将进化论、地球年龄和宇宙起源等方面的内容从公立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删除，各教区自行决定是否要讲授这些内容，后来在科学专业团体、新闻媒介和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才被迫撤销上述决定。 2001年，有7个州的众议院收到了反进化论提案。 ——译者】是最近发生的一次较量。 在法律和公共政策领域中进行的政治对决并不是针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直接反应。 它是20世纪美国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社会后果的反应。 20世纪20年代，社会和技术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由于前十年的移民，美国人口的构成发生了极大改变。 使这些移民融入美国的民族精神和观念之中在20世纪初期成了一项全新的任务。 电影、广播和其他媒介，到处笼罩着强化美国传统的怀旧之情。 新教是美国传统中基本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建立在研读《圣经》的基础上的，因此，时常会出现狂热的宗教复兴运动。 这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36宗议案被提交到20个州的背景，所有这些议案都要求在公立学校禁止讲授进化论。 在田纳西州，巴特勒（Butler）法案规定，“如果背弃《圣经》所教诲的上帝造人的故事，而代之以讲授人类源于低等动物的理论”，就是违法。 这项法案的提出者是州议会的议员约翰·巴特勒（John　Butler）。 他说，他是在听到一位牧师讲述的一件事之后才提出这项议案的。 这件事是说，一位年轻的女孩上完大学后，相信进化而不相信上帝了。 巴特勒法案通过于1925年，田纳西州州长签署成为法律。 这位州长戏说：“没有人相信这个法案会成为一项起作用的法律。”

因为教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和他在田纳西州戴顿镇（Dayton）的审判——臭名昭著的“猴子审判”，巴特勒法案确实成了一项起作用的法案。 现在，这一审判已经成了重要的文化象征：根据大众对美国传统的现代诠释，它代表着科学的价值和言论自由——与它历史上的不幸的先辈基要主义宗教和狭隘的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诠释与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无关，甚至往往与事件的真相相抵触。

“猴子审判”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约翰·斯科普斯因违反巴特勒法案而遭到囚禁。 因为该法案没有这项规定，它规定的最严厉的处罚是罚款100美元。 【注：此处有误，《巴特勒法案》第二款规定：“本法案进一步规定：被发现违反本法有罪的任何教师将视其情节轻重每次罚款不少于100美元，不多于500美元。” ——译者】它的发生是因为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the　American　Civic　Liberties　Union，ACLU）要挑战这项法律，以及戴顿镇的一个市民G． W． 拉培尔耶（George　W． Rappelyea）热衷于使他们的小镇出名。 其过程是这样的：拉培尔耶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由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发布的广告，这则广告要寻找一位愿意将巴特勒法案带上法庭的教师，所有的费用都不用自己支付。 他说服了不情愿的斯科普斯同意。 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及时地得到了通知：“李耶郡（Rhea　County）高中的科学教师J． T． 斯科普斯教授将会被逮捕，并且被指控讲授进化论。” 然而，斯科普斯并不是一位科学教师。 他主修过法律预科，实际上从没有讲授过进化论。 在期末，当生物学教师生病时他曾顶替过两个星期。 他通常教数学，并且是该校橄榄球队的教练。

这一审判开始于1925年7月10日，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许多人等着看热闹。 这是第一个由一家全国无线电广播台报道的审判。 多亏65位电报员，每天通过新铺设的横跨大西洋的电缆发送报道，使它成为第一个得到国际媒体报道的审判。 在整个审判期间，这是一场在所有方面都公开的审判，案情的进展不断地通过媒介向外传送着，成了双方首席辩护律师的法庭表演，即，“达罗，这位知识和宽容的代言人，与布莱恩，这位无知和固执的首席辩护律师”之间的“单打独斗”。 这两位决斗者一方是著名的自由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另一方是平民主义者民主党政治家，前国务卿和落选的总统候选人威廉·布莱恩（William　Bryan）。

当这场审判由杰罗姆·劳伦斯（Jerome　Lawrence）和R． E． 李（Robert　E． Lee）编写成百老汇戏剧《风的传人》（Inherit　the　Wind），在1955年首次演出时，臭名昭著就成了这场审判的标准代名词。 这部戏剧于1960年被搬上了银幕，由斯宾塞·特拉西（Spencer　Tracy）这样一位值得尊敬、广为人知的电影明星扮演达罗这一人物。 《风的传人》后来又经过改编多次搬上银幕，它关于斯科普斯案的描绘，成了大多数人对这一历史案件的理解，渗入了美国文化。 戏剧和电影都忠实于法庭上“单打独斗”。 的确，没有任何戏剧能够超越现实，但是，他们两人都被简单化了，成了证词所隐含观念的抽象代言人。

被告方确定的目标是要陪审团裁决“进化理论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的价值”。 他们试图证明“《创世记》一部分是赞美诗，一部分是寓言，也就是由相信地球是平坦的人们所进行的宗教解释。 他们的权威性不能被用来控制我们学校中的科学教育……《圣经》是一部传达宗教情怀的著作，也是一部关于行为规范的著作，在神学领域人们必须相信并且遵守它们……将《圣经》中相互冲突的观点强加给生物学课程，与将生物学家的观点强加给比较宗教学课程一样站不住脚”。

被告方对问题的界定及其表达方式，清晰而准确地说明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有待解决的根本问题。 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本质这一问题，困扰着美国这样一个世俗社会，因为宗教仍然对许多公民的观念产生着的影响。 今天，用达罗的话来说，这种“站不住脚的”事——把生物学观念作为人类起源及其意义的唯一解释强加给宗教——是司空见惯的。 从主张自私基因的基要主义遗传学家到社会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这是最基本的信条。 当前基要主义宗教之所以强烈反对进化论，无疑也与这一信念有关。 【注：菲利浦·约翰逊（Phillip　Johnson），伯克利法学教授，活跃的争论者但不是年轻地球派创世论者，把阅读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盲目钟表匠》归结为促使他卷入这场争论的原因。 】人们把斯科普斯案看作是捍卫科学权威反对宗教束缚的孤立无援的战斗，本来是正确的，但提出的理由往往是错误的。 因为在那个案子中，人们把宗教定义成了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教义而已。

这一案件及其经过改编而成的戏剧和电影都以克拉伦斯·达罗传唤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出庭作证为结局。 达罗首先坚持将写着“读你的《圣经》”的横幅从法庭撤走，然后才开始对布莱恩的交叉盘问。 达罗问道：“你认为应该按照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圣经》吗？” 布莱恩回答说：“我坚信《圣经》中的所有内容都应该按照其本意而接受，《圣经》中的某些内容是以隐喻的形式来表达的。” 达罗又问，是否这意味着你（布莱恩）相信约拿（Jonah）被鲸鱼吞食的故事了？ 布莱恩则回答说《圣经》中没有提到鲸鱼，只是提到了一条大鱼。 接下来，达罗又提到了时间问题这个古老而又熟悉的问题，并且涉及厄舍尔（Ussher）主教。 达罗问：“在5000年前，中国有多少人？” ，然后围绕着时间问题展开了详细地询问：

问：您是说地球的年龄只有4000年吗？

答：噢，不，我认为它远比那古老得多。

问：您认为地球是在六天被造出来的吗？

答：不是每天有24小时的六天。

问：《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吗？

答：不是，先生……

问：“第二天的早晨和晚上”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东西吗？

答：我认为它不一定指24小时的一天。

问：您认为它是指什么？

答：我不想解释它。 如果您翻开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四节，经文说：“这是天与地的起源阶段，在这天上帝创造了地球和天空。” 在那里的“天”这个词恰恰在下一章被用来描述一个时期。 我想没有任何必要把“晚上和早晨”这些词解释成一定是指24小时的一天，“在上帝创造了天空和地球那一天”。

问：您认为那里所指的“天”不是照字面上的“天”？

答：我认为它们不是24小时的天。 ［……］

问：您不那样认为吗？

答：不。 我认为我们相信上帝在六天和在六年或6000000或在6000000000年等等都完全一样容易。 至于我们相信哪一个数字，我认为并不重要。

上述这段对话不是真实的证词摘录，严格地说也不是《风的传人》中的对话，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 人们传说，布莱恩通过否定年轻地球派创世论轻易地落入了达罗的圈套。 可是，这根本算不上是支持进化论的证据，也显然不是布莱恩的论点。 布莱恩并不是年轻地球派创世论的捍卫者，或者他也不想为它进行辩护。 许多人仅仅把猴子审判简单地理解为“言论自由反对宗教偏见”，这样将会引起一连串的后果。

的确，布莱恩使基本的基督教思想——宗教的上帝观进入了证据。 这使得他的辩护贯穿着宗教论点，并且导致了对进化论的一系列反应。 他的有些辩护是有凭有据的，他的批判和怀疑也合理而中肯。 即使创世记“部分是赞美诗，部分是寓言”，即使人类和其他创造物都进行演化，这样一种观念也能解释为什么人类不同于其他的创造物。 因为只有人类能够构想出自己的创造起源，具有接受上帝的感召、教诲或启示的能力。 凭这些特殊的能力，人类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承认“宗教的激励和行为规则”，甚至在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从狭义上来说，无论宗教论点是精确的还是不精确的，宗教论点都不是科学上的主张，它们关心的是科学的目的和目标，获得科学知识的方法，以及使用科学知识的方式。 从宗教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有道德的和伦理的一面，包括科学。 没有任何东西是价值自由或中立的，做任何事都伴随着责任。 并非所有信奉达尔文理论的人们都把达尔文进化论解释成唯物主义的。 在20世纪，这种解释变得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具有挑衅性。 有人主张，基因是决定着所有生物的唯一程序。 基因成了与“道德律”平起平坐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道德律”才是我们“行为规范”的唯一源泉。 在基因决定论的观念下，生命成了只受基因命令驱动与决定的机器，只是为了基因的生存和繁殖，其他都可以不顾。 基督教基要主义者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怀疑这种观点究竟是不是好的科学和好的自然哲学，他们有权忧虑，达尔文思想究竟会将人们引向何方。 不只是基督教基要主义者会有这样的认识，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认识。 斯科普斯案不是这场争论的结束。 它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人们至今仍对外界喧闹气氛中的争论感到焦虑不安。

处于斯科普斯案核心的宗教问题强化了当今的争论。 如果科学是一个神——一种由人生产出来的终极的权威力量——那么，那些生命受科学影响的人们就会要求它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在斯科普斯案中，被告方的律师们在不同论点中都表达了他们愿意调和争论双方论点的愿望——这是一个大多数美国公众仍然希望的目标。 如果不能调和起来，那么，那些求助于《风的传人》综合症、以创世论者为猎物的科学家，与极端的“年轻地球派”创世论者负有同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