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文主义能救世吗？

〖一、基督圣道之障碍〗

基督圣道，不是人文的哲学体系，也非人造的自然宗教；而乃为救世的福音，生命的大道，乃是上帝拯救人类属天的启示，奇妙的作为，丰盛的恩典。基督圣道，始自太初，直贯永恒；在人群历史进展的行程里，乃是上帝启示的导体，以及人类新生，道德改进，文化创造之动力，实和人类有不可须臾或离的关系。主耶稣基督，乃是真神，又是真人；“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一17)他自亘古到永恒，乃是宇宙历史的中心和主宰；他乃是世界人类独一的救主，他要救世人出死入生，得到丰盛而永远的生命；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用其永世的权能，统治万邦，要予世界人类一个新的方向，新的目标和新的生活方式；要除旧布新，复兴万事，要根本再造世界，创造‘基督的族类’，建立‘圣洁的国度’(彼前二9)。人类最后的盼望，要确确实实的看到听到那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以前的事过去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廿一3～5)

我们受主大命，奉召宣道，乃有极重无比永远荣誉的盼望，应当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向着这一个崇高的目标迈进。我们宣道的目的，最基本的固在救个人的灵魂；但是我们既是上帝的儿女，基督的肢体，又是世界之光，应当在这邪恶悖谬的世代哪明光照耀(腓二15)；故其相庆而至的结果，必使整个家庭生活，乃至整个民族生活，都要得着复兴更新的力量。基督不但是我们的生命，且又是改造社会，修明政治，复兴文化，协和万邦的动力。我们宣道的工作和方针，乃是总体性的，我们一方面要‘抢救灵魂’，一方面还要‘道化世界’；我们一方面应散播福音种子，一方面还要扫除福音障碍──清除“荆棘”，扫去“石头”，驱散“飞鸟”，使福音种子不为“荆棘”“挤住”，不因“石头”“枯干”，不被“飞鸟”“吃尽”(太十三3～9)。质言之，我们应当攻破人文主义“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十4～5)

魔鬼一贯的战略，乃在试诱人类，离间‘神’‘人’，使人不信神的存在，不信神的诫命；从而与神斗智(创三4～6)，自立‘人极’(创十一4)，以人为本，作万事的尺度，成为拦阻福音的障碍，并与神对抗的“坚固营垒”。初期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165-220A.D.)尝警告世人说：“耶路撒冷和雅典，乃是两个中心，一则以‘神’为本，一则以‘人’为本，二者不可混淆。”(参阅氏著OnthePreionAgainstHeretics7)马丁路德更强调说：“血气之伦的理性(NaturalReason)，乃是魔鬼的新妇(TheBrideoftheDevil)。”(查林前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是则人文主义，堪称为‘血气之伦的理性。’)路德此言，实更足令圣徒警惕！

查人文主义，既为“魔鬼的新妇”，故始终为基督福音之劲敌；徒以魔鬼扮成“光明天使”，迷惑世人，致不觉其面目可憎，遂信其“虚空的妄言”为其“掳去”，而无由自拔！(西二8)世人仅知反对新派神学，世俗主义(Secularism)，无神主义，而不知凡此实均为人文主义所结之恶果；而共产主义尤为人文主义最高发展之形态。奥国哲学家史邦氏(O.Spaan)谓：马克思主义，乃为英国经验主义之变种。尤属鞭辟入里，慧眼独至的名论。盖人文主义，既以‘人为万事的尺度’，实无啻以人为全知与万能，则又何怪其尊党如神，从而‘神化自我’，‘神化制度’，以为‘领袖无误’，欲以极权暴力统治天下，妄冀建立地上的天国。故人类问题之症结，乃是在人，乃在以人为本，以致辱没圣道，而不‘尊神为圣’(太六9～13)；而基督圣道之主敌，厥为人文主义。宣道学家克雷默氏(Dr.HendrickKraemer)，于其所著，‘基督圣道与人文世界’(TheChristianMessageinaNon-ChristianWorld)一书中有言曰：“基督教与人文主义之会战，第一次乃在欧洲，由神兴起保罗与希腊罗马人文主义相抗衡，已打美好的胜仗。中国为东方人文主义的堡垒，将为基督圣道与人文主义第二次大会战之战场。”此实应值中国圣徒之深思与警惕。

〖二、科学文化之真源〗

但是，人文主义和科学文化，未可混为一谈，我们攻击人文主义，并非因噎废食，要完全废弃文化，反对科学，视为凡俗污物，不应沾染过问，此乃十七，十八世纪教会敬虔派的谬见。(详见拙著‘总体辩道学’卷肆，文化篇)我们更非为摧残人类文化，而正为挽救文化，为人文科学求一个永固不拔的磐石的基础，开一个无穷丰富的活水的源泉──那便是万有所本，万有所依，万有所归的真神上帝及其全备的启示。人文主义者的根本错误，乃在本末倒置，把车放在马的前面，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以知求信’，缘木求鱼。

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类的知识，乃是内在的，他以知性为真理的基准，以人心偕登上帝的宝座；从而使真正的‘实在’(Reality)，成为一种虚妄的幻想，使哲学成为己性之奴隶，而永不能窥见宇宙人生之本相与真源。(参阅EmileCailliet:ChristianApproachtoCulture,PP.5,18-19,29,131-135)人本哲学，自柏拉图，亚理斯多德以至康德，率都以人的知性为本，不以神放在首位，作为基准；而以为宇宙之真理，可凭自求，无需上帝的启示。这才使人类与上帝，失去应有的宗教关系，对于上帝亦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参阅EtienneGilson:Godand

Philoso[hypp.1,34]而人类文化，亦遂与上帝脱节，失其真源，成为无根之木，‘瓶中之花’，从而发生没落解体之危机。不幸教会方面，也有这种重大偏差，初则有游斯丁(JustinMartyr)，想和斯多噶学派(Stoics)妥协；继则有俄利根(Orinen185-254)居伯良(Cyprian3rtCent)，想和新柏拉图派调和。到了中世纪，这种合流的企图，益趋强化，经院派天一斑教学者如阿奎那(ThomasAcquinas)等，复想求天启示和人知的协调。阿氏虽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但他却一反奥古斯丁之道，重走亚理斯多德的老路，要用理知来证明信仰，证明上帝之存在，圣经之正确；且竟谓圣经的解释，必须根据传统，使上帝的启示来迁就教皇乃至教父的意见。是无形中又是以人为本，把教皇拥登上帝的宝座，从而助长了人文主义之气焰！(另详拙著：‘总体辩道学’卷贰，哲学篇)

近代西洋哲学，都囿于亚理斯多德的经验主义，乃是承文艺复兴运动之余绪，以希腊思潮为主流；到了改教运动以后，加尔文始揭起革命之旗帜，反对传统的希腊思潮，纠正这一个本末倒置，辕辙背驰的偏差，谓人当先认识上帝，始能认识自己。惜教会学者，未能发扬加氏之说，争取文化学术的领导权，致造成今日积重难返之局。上文曾指了，基督教并非文化之敌，而事实上，且正是创造优美文化的动力。教会史权威学者斐理夏夫氏说：“基督圣道，以其教义之崇高，性质之超凡，实为欧美民族新生之动力，文化之保姆，而其推助西洋科学文化之发展，尤有其无可否认之影响，无可磨灭之史实。”(PhilipSchaff:HistoryofChristianChurch,Vol.Ⅱ267,625-6)加尔文虽反对传统的人本哲学，但他对于文化学术，不但未加漠视，而且还有重大贡献。教育史权威葛勃莱氏(EdwardP.Cubberly)在其所著‘教育史’(HistoryofEducation,P322)中说：“今日世界之进步，文化学术之发展，当归功于神学家加尔文建设与领导的雄才与睿智。”加氏本人，对于学术，也非常重视，他尝说，“没有一个良牧，不是一个学者。”事实上，改教运动以后，欧洲各国──德、荷、英、法、瑞士各国的文化，均见发展。照加伊蔼氏(EmileCailliet)说，当时法瑞各国，每一个改正宗教会，必须办一个学校。在法国首先注重高等教育者，乃为蓝慕思氏(PierreRamus)，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教育家，都是基督教徒；首倡公立学校者，乃为当时的大政治家和史学家，计佐氏(FrancisGuizot)也是一位虔诚信徒。(参看：EmileCAilliet:TheReformedTraditionintheLifeandThoughtofFrance,Theology,I,349,1965)美国的教育，乃由清教徒兴办。当时的著名学府哈佛耶鲁，均为教会主办，故均有神学院。现在不全有名无实，且已为人文主义者所占领，成为反基督教之“坚固营垒”。一九六六年秋，该校校长浦赛氏(Dr.NathanM.Pusey)在神学院开学典礼中，亦坦白检讨，承认此点，呼？该院师生应恢复原有之信仰。(并承以其讲稿寄赠著者)。

其次，我们攻击人文主义，并非反对科学。且正相反，近世科学的发展乃是基督教发展的结果。贝提耶夫(N.Berdyaev)在其名著‘历史的意义’(TheMeaningofHistory,P.113)中说：“余深信，祗有基督圣道，是近代科工发展之母。”现代学人，根本昧于圣道之真谛，亦不知科学之意义，每把基督圣道视为科学之敌，且欲消灭圣道而甘心。殊不知近代科学，乃是改教运动之产物。盖基督圣道上帝创世的真理，实为激起近世科学家探索宇宙奥秘之动机。质言之，基督圣道，实为自然科学发展之本源；则反对圣道，无啻拔本塞源，摧残科学之根基。

一则，上帝是全知的，绝对没有错误的，造化之妙，乃表彰上帝的智慧，述说上帝的荣耀(诗十九1～6)。英国科学会于一八六五年发表宣言，认为上帝的话，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故自然世界，乃是有理性的，不是盲目的；自然之奥秘，乃是可知的。古希腊哲学家，虽信上帝是理性的，但不信他是全能的，以为上帝以外，尚有‘物质’。如戴理斯(Thales)亚那芝曼德(Anaximander)赫拉颉利图(Heraclitus)等，以为物质本身，自始有其生命，有其活力，故主‘物活论’(Hylozoism)。此不仅抵触‘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之说，且以为自然现象，非人和神所能了解。故此种哲学，使自然科学在古希腊不能发展。基督圣道之上帝观，不仅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且以上帝是全知的，绝对无误的，此乃科学家信心之根基，深信上帝所创之自然世界，必是一个可知的，理性的秩序与体系。与此信心，故有现代自然科学之发展。

二则，自然世界，既是可知的，理性的，故有加以精心探究的必要。改教运动者，认为自然世界，乃是一部可读之书，可听之道，世人对于自然世界，应当加以不断探究，藉以深知上帝的踪迹，上帝的思想，上帝的智慧，上帝权能，上帝的荣耀(诗十九1～6)。本着这个信念，故大科学家，相继产生，穷其精力，探究自然之奥秘，奠定近代科学的基础。初则有培根,牛顿

(Bacon,Newton,Beechman,Boyle,Harvey)；继则有戴维，凯尔文等(Davy,Kelven,Faraday,Joule,Maxwell)，都是虔诚的基督信徒，且为科学界杰出之士。(参看拙著㈠：‘世界名我宗教观’及㈡‘科学家的信仰’二书)

名哲学家怀海德(AlfredNorthWhitehead)说，“研究自然的结果，祗能令人相信宇宙之合理性。”(见氏著ScienceandtheModernWorld,P.18,MacMillian,1946)核子专家卜拉德博士(Dr.Wm.G.Pollard)说：“在非基督教国家的环境里，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参看氏著：Chanceandprovdence:Cod-sActioninaWorldGovernedbyScientificThought,Scribner,1958)又米苏里大学数理系主任哈德斐博士(Dr.CharlesHartfield)

说，“自然世界，并非盲目的，乃是有秩序的；而在此秩序之后，便是上帝；世人当用实验的方法，进而研究，在自然现象中，找出其规律，制成理论的体系。”

基上所述，可见基督教的上帝观，实为科学家信仰之基础；而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实乃为基督圣道弘扬之结果。故基督圣道，并非科学文化之障碍，而实乃科学文化之真源。(参看上文所引N.Berdyaev:TheMeaningofHistory,P.113)现代人不知认其为‘母’，乃反误以为‘敌’，处心积虑，反对圣道。此乃科学的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