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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传道书

旧约综览(赖桑) by 赖桑

传道书

名称

Ecclesiastes(传道书)是希腊文译自希伯来文qohelet(意即「召**众的人」)而有的,相信亦暗示了向会众讲道的意思。所以,无论是按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名称,翻成「传道者」,也不是不准确的译法。当然,我们这位传道者并不是基督徒所讲的那种传道者,因为传道书的道理,不是律法或先知书的教训,而是从传道者的个人体验发掘出来。

正典次序

某些希伯来传统把传道书列为「五卷」(Megiltoth)中的一卷;五卷乃在官式节期中诵读的经卷,而传道书则于住棚节中诵读,这个传统可从主后十一世纪的文献中得着证实。

希伯来传统的另一分类法,是把传道书、箴言、雅歌放在一起,七十士译本依据这分类,武加大及英文译本亦保存了这个次序。原因很简单:一1、12、16均暗示传道书是所罗门的作品;而这三卷书都是归入所罗门名下的智慧文学作品。这一组圣经被安置在诗篇之后,因为所罗门的作品,应该追随在大卫作品之后。

传道书与所罗门的关系,令传道书在圣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传道书的正典地位,是存在着若干问题的。拉比和早期的基督徒学者都发觉,传道书似乎与正统信仰有冲突,它充满人文主义色彩,有时甚至采取不可知论的观点。但是,希列(Hillel,约主前一五年)的正面判决,胜过了示玛(Shammai)的反面意见,所以本书得以保存在正典之内。而早期的基督徒也曾怀疑传道书的默示性和权威性,最少至主后四百年,怀疑仍然存在,当时狄奥多若(TheodoreofMopsuestia)一一安提阿学派伟大的释经家,就曾质询传道书为何能列入圣典之中。

作者与日期

自路德的开始,更正教学者已不考虑拉比传统不一致的意见,并且大都倾向于把传道书定在所罗门之后的年代。拉比的观点,是基于一1的字面解释:而且,他们都相信,诗篇是归于诗歌的祖师大卫,而智慧文学则归于智者的祖师所罗门,所以认为传道书为所罗门的作品。

至于把传道书定于十世纪之后,是有很多不同证据的。经文只有一些隐藏的提示,而没有正面提及所罗门的名字(「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一1:「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12节:

「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16节:参二9)。第二章之后就再没有这种暗示,而后来的一些说话,似乎也不会出自这位君王的口(如四13,七19,八2―4,九14、15,十4―7)。而且传道书所说的话,大都反映了箴言那种智慧文学运动的顶峰状态。虽然以色列智慧文学运动由所罗门开始,但要到希西家时代(七世纪)才达到高峰。传道书对以色列古代的价值观和信念,都提出尖锐的质问,反映出传道书的写作年代,先知活动已经式微,人民对神活跃的临在以及神浩大的能力,已经失去了信心和盼望。最后,无论是词汇和句子的结构,都属于被掳归回;就风格而言,传道书有别于其他旧约书卷,但却与米示拿十分相近。

讨论了个多世纪之后,这种文字风格的论证,已经有一致的证据,指出传道书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四百年与二百年之间。传道书无可能成书于主前二百年之后,原因有二:传道经(约一八○)提到传道书:昆兰抄卷之中,有传道书的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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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书名称Ecclesiastes(传道书)是希腊文译自希伯来文qohelet(意即「召**众的人」)而有的,相信亦暗示了向会众讲道的意思。所以,无论是按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名称,翻成「传道者」,也不是不准确的译法。当然,我们这位传道者并不是基督徒所讲的那种传道者,因为传道书的道理,不是律法或先知书的教训,而是从传道者的个人体验发掘出来。正典次序某些希伯来传统把传道书列为「五卷」(Megiltoth)中的一卷;五卷乃在官式节期中诵读的经卷,而传道书则于住棚节中诵读,这个传统可从主后十一世纪的文献中得着证实。希伯来传统的另一分类法,是把传道书、箴言、雅歌放在一起,七十士译本依据这分类,武加大及英文译本亦保存了这个次序。原因很简单:一1、12、16均暗示传道书是所罗门的作品;而这三卷书都是归入所罗门名下的智慧文学作品。这一组圣经被安置在诗篇之后,因为所罗门的作品,应该追随在大卫作品之后。传道书与所罗门的关系,令传道书在圣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传道书的正典地位,是存在着若干问题的。拉比和早期的基督徒学者都发觉,传道书似乎与正统信仰有冲突,它充满人文主义色彩,有时甚至采取不可知论的观点。但是,希列
(Hillel,约主前一五年)的正面判决,胜过了示玛(Shammai)的反面意见,所以本书得以保存在正典之内。而早期的基督徒也曾怀疑传道书的默示性和权威性,最少至主后四百年,怀疑仍然存在,当时狄奥多若(TheodoreofMopsuestia)一一安提阿学派伟大的释经家,就曾质询传道书为何能列入圣典之中。作者与日期自路德的开始,更正教学者已不考虑拉比传统不一致的意见,并且大都倾向于把传道书定在所罗门之后的年代。拉比的观点,是基于一1的字面解释:而且,他们都相信,诗篇是归于诗歌的祖师大卫,而智慧文学则归于智者的祖师所罗门,所以认为传道书为所罗门的作品。至于把传道书定于十世纪之后,是有很多不同证据的。经文只有一些隐藏的提示,而没有正面提及所罗门的名字(「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一1:「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的王」,12节:「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16节:参二9)。第二章之后就再没有这种暗示,而后来的一些说话,似乎也不会出自这位君王的口(如四13,七19,八2―4,九14、15,十4―7)。而且传道书所说的话,大都反映了箴言那种智慧文学运动的顶峰状态。虽然以色列智慧文学运动由所罗
门开始,但要到希西家时代(七世纪)才达到高峰。传道书对以色列古代的价值观和信念,都提出尖锐的质问,反映出传道书的写作年代,先知活动已经式微,人民对神活跃的临在以及神浩大的能力,已经失去了信心和盼望。最后,无论是词汇和句子的结构,都属于被掳归回;就风格而言,传道书有别于其他旧约书卷,但却与米示拿十分相近。讨论了个多世纪之后,这种文字风格的论证,已经有一致的证据,指出传道书的写作年代,应该是四百年与二百年之间。传道书无可能成书于主前二百年之后,原因有二:传道经(约一八○)提到传道书:昆兰抄卷之中,有传道书的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