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基督教大会报告

普世基督教大会报告
　　我们在第八章看到了复原教各宗派间的合一运动，在第九章看到了东正教会，安立甘教会，和旧天主教会间的合一运动，在本章要看到普世基督教运动。
　　“普世”在现代基督教世界成了新颖而令人兴奋的一辞。这一辞在英文为“ecumenical”，源出希腊字oikoumene，意即有人居住的世界。此希腊字由古代教会应用，而有普世教会或普世基督教之义。所以教会历来用此字冠于古代未分裂教会的会议和信经上。教会如今用此字在“普世基督教运动”（“The Eoumenical Movement”）一成语中，大概是从以后所要提到的一个组织，即世界基督教生活和事工协会（The Universal Christian Council for Life and Work）开始的。这组织的英文名译成法文为Conseil Oecumenigue du Christianisme Pratigue,译成德文为Oekumenischer Rat fur Praktisches Christentum。从这些译文此字便转用到英文，而成为惯用字了。
　　现代普世基督教运动原先是从教会的宣教方面，信礼方面，及生活和事工方面分道扬镳，各不相涉的；后来教会领袖发觉这三方面非但是不能孤立的，而且是互相联系的，殊途同归的。于是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有普世基督教会协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诞生了。
　　普世基督教运动虽然尚未达到普世教会合一的目标，但是教会已经深觉有此需要，而且朝着这一目标前进。途程中阻碍很多，步步维艰，进展迟慢，何日能达目的地，谁也不能预料。但若大家以基督的心为心，仰赖主恩，并且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终有一日，必达目的；因为“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1：10）。
　　我们讲现代普世基督教运动，必须先从宣教方面说起。宣教是普世基督教运动的先驱，乃是理所当然，事有必至的。因为宣教事业使先进教会彼此接近，互相合作，一则可免混乱，浪费，和争竞，二则可一致对外，传扬福音，推进教会共同事工。又因为传教区由各宗派所建立的后起教会，彼此间很少宗派歧视，或已成立合一教会，或在谋求教会合一，并且要求先进教会也彼此合一，所以对普世基督教运动给予了不少的激励和贡献。更因为第一次世界宣教会议使各教会想到既在宣教上能联合，各教会本身也当趋于合一。
　　世界宣教会议已经举行了三次。第一次为一九一○年的爱丁堡会议，第二次为一九二八年的耶路撒冷会议，第三次为一九三八年的马德拉斯会议。下面我们要将耶路撒冷会议加以申述。
　　第二次国际宣教会议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八日在耶路撒冷召开。会议地点其所以定在耶路撒冷，一方面是因其为基督受死并复活的所在，和基督教的发祥地，另一方面是因其为东正教会最老主教长区之一。宣教运动的领袖们前此与东正教会很少接触，故图藉此次会议与之增进交谊。会议时期其所以定在是时，为的是可以逢到圣棕枝日，受苦节，和复活节。在此圣地，逢此圣期，开此重大会议，不仅对基督教的宣教事业，而且对普世基督教的合一运动，是不能不发生伟大影响的。会议在受苦节所举行的联合圣餐，使会议达到了最高峰。
　　这次会议是由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召集的，而其主动人物仍是第一次在爱丁堡所集会议的主动人物，即有世界公民之称的穆德博士（Dr. John R. Mott）。但在代表方面，这次会议与第一次会议有显然的异点。在爱丁堡会议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代表是来自后起教会，而这些代表并非是由本身教会所派，而是隶属于差会代表团的。在耶路撒冷会议中后起教会代表占了全体代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而且十足表现后起教会已达成熟之期，并能以与先进教会一同负起宣教的重大使命。
　　耶路撒冷会议贡献殊多，但最大的贡献无疑是它所发表的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耶路撒冷会议宣言（Message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Jerusalem）。
　　现在我们要从信礼方面去看普世基督教运动。信礼方面的普世基督教运动可以说是在一九一○年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播种，在同年美国圣公会会议（General Convention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发芽，在一九二七年洛桑世界信礼大会（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Lausanne）开始生长。
　　一九一○年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原来是集合各宗派的宣教团体，限于商讨宣教的策略和方法，绝口不谈教会的信礼问题，以免发生分裂。但会中有一小部分人，由美国圣公会驻菲律宾主教布仁特（Charles H. Brent）领导，认为不谈信礼问题，乃是不对的。于是，召集特别会议，专讨论信礼问题，以求促进普世教会合一的思想种子，便播在他们心中了。
　　美国圣公会会议在一九一○年十月集会时，布仁特已从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归来参加。他向会议提出他在爱丁堡所得的思想种子。会议通过议案，要依照世界宣教会议的一般方法，促开全世界凡以耶稣基督为上帝和救主的基督教团体的代表会议，以商讨教会的信礼问题。该会议指派了一个委员会，以审查此议案。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召集信礼会议，以资研究讨论，而不规定议决，乃是朝向合一的次一步骤。信礼运动从美国圣公会会议此一行动便具备了它的基础，方法，和目的。因为信礼运动的基础是信仰耶稣基督为上帝和救主，换言之，即是接受尼西亚信经的三位一体信仰。它的方法是集合凡自愿接受此基础的教会，举行会议，交换意见，共同发表会商结果，但不令任何教会牺牲其信念。它的目的是逐渐使普世基督教会合一。所以信礼运动便从此一圣公会会议发芽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信礼运动的幼芽无法生长，但这幼芽在未直接遭战争蹂躏的美国的圣公会和其他各大宗派的关怀下，还是存活着。战后，美国圣公会在一九一九年派遣访问团，访问东正教，和西欧的复原教团体，邀请它们合作，得到了非常圆满的结果。旧天主教也表示乐意应邀。至于天主教，既一向自以为是惟一的真教会，而非教会中之一，并且认为教会合一之道，在其他教会都来归天主教，服从教皇，所以谢绝邀请，仅由教皇表示善意而已。（可惜以后的教皇通谕mortalium animos禁止天主教徒参加世界信礼大会及其他类似会议。）
　　第一次世界信礼大会于一九二○年在日内瓦举行预备会议之后，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至二十一日正式举行。大会会址是瑞士的洛桑。大会主席为布仁特。参加代表总数约五百人，不仅来自安立甘宗，和复原教其他各大宗派，而且来自几个东正教会，和两个旧天主教会。于是信礼运动便开始生长起来了。
　　这是普世基督教会第一次最广大的会议，因为前此从未曾将文化，种族，地域，和神学背景如此歧异的教会代表集于一堂，以谋教会合一的。这次会议的记录大大增加了我们对教会合一问题的知识和了解。大会最重要的结果是其所作的报告。这报告的结晶乃是大会转达各教会公文（Documents Received by the Conference for Transmission to the Churches）。
　　洛桑大会曾成立连续委办会，以监督大会报告的发行，送达给各教会，并接受其答复。该委办会又受委托促进基督教的合一，并规定下次大会召开日期，且加以筹备。
　　连续委办会经过十年的努力，在一七三七年八月二日完成工作。翌晨第二次世界信礼大会在爱丁堡揭幕，延至十八日闭幕。大会会场在苏格兰教会大议会场，即一九一○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场。大会主席即自一九二九年布仁特死后继任连续委办会主席的约克（York）大主教汤朴威廉。大会书记是哈逊（Leonard Hodgson）。与会代表三四四人来自四十四国，一百二十三个宗会。德国福音教会（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代表既因纳粹政府阻碍而未能参加月前在牛津所举行的教会生活和事工大会，所以也不能参加此一大会。另有塞尔维亚正统教会（Serbian Orthodox Church）也不能参加。天主教虽无正式代表，但有非正式的观察者。他们对大会的进行甚感兴趣。大会有早祷晚祷，由各国各宗派代表主领，作为大会每日工作的起结。月前牛津大会照英国国教仪式举行圣餐，如今此一大会照苏格兰教会仪式举行圣餐。前一大会业已建议成立普世基督教会协会，此一大会除数票反对外也全体批准预先由三十五人委员会所作建议，与前一大会同向各教会提出组织普世基督教会协会事。但本届大会本身的大事就是它所作的报告。
　　第三次世界信礼大会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瑞典的伦得（Lund）举行，因无重要进步可述，故从略。
　　普世基督教运动的第三方面是从生活和事工方面加以推动。它是导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同盟（The World Alliance for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through the Churches）成立，以求联合教会，阻止战争发生。到了一九一六年其中有些人感觉教会也应当关心现代其他问题。瑞典大主教瑟得布伦（Nathan S?derblom）倡导举行世界基督教大会，以对付此种问题。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世界生活和事工大会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开幕。此大会不谈信礼问题，而以集合各教会对现代问题加以商讨，共同发表意见，并求按福音的教训解决社会及国际问题为宗旨。
　　第二次世界生活和事工大会较第一次为重要。它是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在牛津召开的。此次大会除天主教未参加外（但天主教若干思想家和学者曾在大会的预备工作上予以合作），堪称普世基督教大会。复原教各大宗派均有代表参加，只是德国福音派教会已如前所云，未能派代表参加。东正教有其领袖主教长，主教，学者为代表，不过俄罗斯正统教会没有代表，而只有流亡在外的领袖参加。旧天主教也派有代表。全体代表总共为四二五人（其中三百人为教会所选派），来自一一八个宗会，四十五个国家，以英美两国代表为最多，此外有欧陆、英联邦、中、日、印、非洲、和南美的代表。此次大会不仅集合教会的领袖和神学家，而且搜罗了在经济，社会，政治上有学识和经验的平信徒。值得特别提及的，就是那对大会的成功贡献最大的何德汉（J. H. Oldham）便是一位平信徒。他原是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的一个干事，而由该会借给生活和事工运动了。
　　牛津大会有六位主席，即坎特布里大主教兰格（Lang），推雅推喇大主教革尔曼阿斯（Cermanos），乌布撒拉（Upsala）大主教爱登（Eidem），南印度，多拿迦勒（Dornakal）主教欧尚礼（Azariah），美国北长老会布朗博士（Dr. W. Adams Brown），和法国复原教协会（Protestant Federation of France）主席波格内牧师（Pastor Marc Boegner）。
　　大会的总题是：教会，社会，与国家。大会分为五组，每组设主席一人。第一组为教会与社会，主席为伦敦的莫柏里爵士（Sir Walter Moberly）。第二组为教会与国家，主席为区利赫（Zürich）的胡伯尔教授（Professor Max Huber）。第三组为教会，社会，与国家对经济秩序的关系，主席为牛津大学的摩得先生（Mr. John Maud）。第四组为教会，社会，与国家对教育的关系，主席为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高勋（President Henry Sloane Coffin）。第五组为普世教会与国际关系，主席为普林斯顿神学院院长马开（President John Mackay）。
　　大会中有几件值得特别提及的事。正如第一次大会在瑞典举行，便照其国教（信义宗）仪式举行圣餐，如今照英国国教（安立甘宗）仪式举行圣餐。另一大事乃是大会议决与即将在爱丁堡开幕的第二次世界信礼大会商谈成立普世基督教会协会事。但关于大会本身最重要，最值得记念的大事，便是它的报告。而其中的牛津大会达各教会书（A Message From the Oxford Conference to the Christian Churches），乃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
　　历届教会的世界会议与中国教会的关系是很大的。这些会议使中国教会渐多感觉到本身是普世基督教的一分子，并且在普世基督教运动上负起了责任，取得了地位。当一九一○年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召开时，会中虽有诚静怡作了七分钟的演讲，一鸣惊人，传为佳话，但他是隶属于差会代表团，而并非中国教会代表。一九二五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世界生活和事工大会，以及一九二七年洛桑第一次世界信礼大会，也都只有一个中国代表参加。到了一九二八年耶路撒冷第二次世界宣教大会召开时，来自中国的代表则有二十人。在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世界生活和事工大会，以及第二次世界信礼大会举行时，中国教会派遣代表团参加，并且人数较之这两种大会的第一次会议时，都大大增加了。但到了一九三八年马德拉斯宣教会议，中国代表团非但是人数很多，而且是最优秀代表团之一。除以上所述贡献外，教会的这些世界会议对中国教会的进展也大有裨益。一九一○年爱丁堡世界教会议的连续委办会，在穆德的领导下，促进了中国教会的合作运动，而使之终于有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产生。再者历届世界大会的报告大大增加了中国教会对普世基督教在宣教事业，信礼，生活和事工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指示了它以后努力的方向，并激励了它对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所怀的热望。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会议所已发生的关系，是决不会因政治的影响而被消灭的。
　　以上是从宣教方面，信礼方面，生活和事工方面总览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而特别提说了宣教方面的耶路撒冷会议，信礼方面的洛桑大会和爱丁堡大会，以及生活和事工方面的牛津大会。以下要将这些会议的报告照时期的先后，分节予以介绍。
　　参考书
　　马泰士：穆德传，二一四，二七九面。
　　贾立言：基督教史纲，四一三至四一七面。
　　Bate, Faith and Order, Lausanne, 1927, pp. ⅶ-xii, 408, 508-530.
　　Bell, Documents on Christian Unity, Third Series, p. 1.
　　Brown, Toward a United Church, pp. 53-132.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 1938-39, pp. 131-139, 145-148.
　　The Christian Century, March 31, 1954, p. 397.
　　Hodgson, Faith and Order, Edinburgh, 1937, pp. 3-4, 13-14, 194, 220-221, 270-274, 281-288.
　　Hodgson,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pp. 5-31.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Oct., 1953, pp. 484-486.
　　Keller, Five Minutes to Twelve, A Spiri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Oxford and Edinburgh Conferences, 127 pp.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p. 669-672.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Vol. Ⅶ， pp. 27, 29-32, 94, 190, 192.
　　Latourette, the Emergence of a World Christian Community, pp. 46-49.
　　Macfarland, Christian Unity in Practice and Prophecy, pp. 111-118, 150-152.
　　Oldham, The Oxford Conference, pp. ⅶ–xvi, 1-9, 38-40, 275-282.
　　Schaff, op. cit., Vol. Ⅰ， p. 12, footnote.
　　Slosser, Christian Unity, p. 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