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课 信仰与生活：建立与挣扎

经过了早期教会的挣扎、奋斗，教会终于成为了整个罗马帝国的信仰。到了主后五九○年，贵格利(Gregory)出任罗马教会的首领(即所谓的教皇)，教会乃进入了中古的时期，直到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德(MartinLuther)成功地发动改教运动为止。自从罗马帝国分成两个部分后，东方(以希腊为首)的教会便与西方(以罗马为首)的教会渐行渐远了。各自的处境竟然不一样，教会的生态自然也就不尽相同。这种发展上的分歧，大致上在主后第六世纪的末年开始定型，结果形成了东方的希腊教会及西方的拉丁教会。前者因以传承使徒的道统作为自身的特色(当知教会源于帝国的东方，而且使徒都是东方人)，故称之为“正统教会”，也就是后来的东正教。后者则强调教会的普世性、大公性，因而称为“大公教会”。

到了第六、七世纪之间，西罗马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由入侵者建立的王国。只是这些王国大多不甚稳定。久而久之，原先的西罗马帝国[即意大利(Italy)以及其西方的土地]在四分五裂下，乃由一些分封的王侯所统治，各自为政。这些大大小小的王侯，固然各自牵制，却也互相攻击、竞逐，以致中古的欧洲社会冲突不断，文化出现倒退的现象。至于原先的东罗马帝国，则因为政治上较为稳定，所以民生亦较之安宁。惟此帝国却早已与罗马无甚关连，且逐步发展为一个地区性的政府，统治意大利以东，直到土耳其(Turkey)一带的地区。这就是历史上的拜占廷帝国[拜占廷(Byzantine)乃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旧名]。然而，这帝国却日渐衰残，直到中古后期的一四五三年，终于覆亡于土耳其信奉回教的奥图曼帝国手上。拜占廷的基督教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力也随之削弱。这个正统的运作中心，在拜占廷帝国倾覆后，更不得不转移到俄罗斯(Russia)地区去。因此，真正影响欧洲宗教信仰的主要因素，仍然是以罗马为首的大公教会。

罗马教会在兵荒马乱的年日中，倒是出现了一些甚具魄力的领袖。诚如前文言及，当罗马城失陷时，就是仰仗当时的教会从中斡旋，才得免遭受大规模的破坏。到了主后五九○年，贵格利出任罗马的教皇，而其领导才能也进一步巩固了罗马教会的地位。一方面，他在教会内部推行改革，净化教会的领导层。对外，他也推行慈惠事工，帮助有需要的地方百姓面对困境。由于他相当看中宣教事工，遂使远至英伦(England)一带的地区，也归入到大公教会的信仰内。到了第九世纪，罗马教会的宣教事工，开始进一步扩展至东欧[即今日之罗马尼亚(Romania)、匈牙利(Hungary)、捷克(Czech)、波兰(Poland)等地]，以及北欧[远至今日的挪威(Norway)、瑞典(Sweden)一带]地区。自此以后，罗马教会更加认定自己才是所有教会的领袖。于此同时，在东方的正统教会，却还一直认定她才是昔日罗马光辉的继承者，所以西方的教会应该服从拜占廷的指挥才对。这种东西方的竞争，渐渐演变成彼此对立的格局，为日后的**埋下了伏笔。

罗马教会既然是惟一维系整个欧洲的主要力量，因此其运作大致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而且，为了政令布达得以通行无阻，许多地方上的王侯也不得不拉拢教会，以取得神职人员的合作。于是罗马教会的地位又得以更加巩固并提升；只是这种声势所带来的不全是正面效果。由于政府和教会皆深入影响民生的每一个层面，导致中古的社会逐渐出现“政教合一”的现象。而教会作为信仰群体的特质，反倒逐渐模糊。放眼望去，教会的影响力除伸展到生活各层面外，信仰生活的素质却每况愈下。当时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教会的成员，然而信仰生活却不过是民生型态的一部分而已。加上文化倒退的影响，信仰生活就逐渐出现了僵硬的现象和迷信的色彩。举例而言，当日教会的神职人员，并不介意参加圣餐的人数或多或少(据一般情况，大家都会前来聚会)；然而他们却甚顾忌圣餐的酒若倒洒在地上要如何处置。原因是圣经曾说，这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参可14：24)。圣餐的饼若掉在地上，尚可捡起，流质的酒可就无法收回了。若真如此，岂不是将基督的血糟蹋在地上了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竟成了当日的关注焦点！

另一件影响较远的事，便是“补罪”概念的流行。中古时期，教会流行所谓的“补赎礼”：就是犯罪的信徒，在清楚显出悔改的行为之后，由神职人员宣告其罪从此得到“补赎”并获得赦免。这种安排，不见得与圣经所说的“悔改”观念相符，但却变成一则引发长久争论的问题。除此之外，补赎的思想也让不少人认定，犯罪是可以藉某种善行来互相抵销的，而这就是“补罪”思想的来历。我们不难看出，在误导之下，补罪的概念很容易助长生活放纵，甚至成为犯罪的“帮凶”，因为信徒容易误会：不论犯下什么罪，只要以某种善行或功德补罪即可。在农民占大多数，且文化、教育皆退步的社会中，这种偏差观念的后遗症竟然四处窜行，甚至越演越烈。到了第十六世纪改教的时期，补罪概念之下所衍生的赎罪券争执，更引起轩然大波，带动了宗教改革的浪潮。

另一方面，拜占廷帝国里的基督教素质，也出现了类似的走下坡现象。当信仰耶稣基督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教会关注的焦点就转移到一些非关键性的事情上面了。结果中古早期的东方教会就爆发了一场“图像之争”。所谓“图像”，指的是一些与殉道者之类的伟大信徒相关的纪念性物品，如画像、遗物等。一些信徒认为这些图像，对他们的信仰生活有所帮助，因而珍视，或甚至供奉这些东西。另一些信徒则认为这种珍视、供奉行为与敬拜偶像无异，故对此大加挞伐。这种争执，竟然从民间延伸到教会领袖当中，就连皇室人员乃至全国的主教长(其地位与罗马的教皇相若)，也被牵扯在内。其争论之烈，甚至引起了暴乱，也令意见相左的皇室与教会出现对立。整个事件从第八世纪初年开始，一直扰攘到第九世纪的中叶，才在容许图像存在的结论下收场，前后历时一百多年之久！这场内耗更加削弱了东方教会的影响力。由于图像一向被西方教会接纳，故这场争论也造成东西方的教会，在信仰课题的取向上歧见加深。

虽然教会面对诸般的冲击，信仰生活也变得复杂与混乱。但因此时修道院大量出现，于是就稳住了单纯的教会生活。无论我们这样去强调修道主义对中古的影响，都不会过分渲染其正面贡献。这些修道院承担了教育的任务，以至护卫了整个欧洲的文明，幸免于无知之风的摧残和瓦解。修道士亦从事耕作，且传授百姓农耕的知识，以至提升了社会朝向更高文明发展的水平。他们更是兵连祸劫中的忠心宣教士，殷勤教诲欧洲各地的百姓明白信仰的意义。当教会因为权利斗争、政教纠纷等困扰而失去方向时，他们却独立维持着单纯的信仰生活，支撑着气若游丝般的教会不至潦倒。

这些修道院大致沿袭早期教会中的个人修道思想，同时也胸怀改革教会歪风的志向。期间虽然出现过腐败的情形，然而改革修道体制的决心和坚持修道主义的崇高宗教情操，却始终如一、历久不衰。

修道人士虽然各有自己的源流，惟其中最重要者当数本笃派(OrderofSTBenedict)。本笃派人士从第六世纪开始，即成功地领导着修道风气的发展。举凡入会者必须经历一年的考验期，尔后才正式进入坚守贫穷、贞洁与服从的誓约中。他们一方面在规定的时段中恪守敬拜、默想、祈祷的操练，也在其他时段进行各种的活动，按着修道院的委派，或服侍社区、或从事耕种。其后的克吕尼派修会(CluniacOrder)亦继承此一理想，遂使修道主义这股力量迅速发展，且修道院的派别、数目与影响也逐渐增加。到了第十二世纪，单是克吕尼派的修会，就有一千五百所之多。在风雨飘摇的时期，一些教皇也来自修道院，领导教会对抗歪风。第十一世纪的贵格利七世即是典型的例子。藉此，修道主义成功地维持了西方社会宗教生活的道德、学术和信仰风貌。

中古的前半部时期，威胁信仰生活的因素，除了教会内部的争执(如图像等)，还有外在来自其他民族的侵扰。最为重要的就是来自挪威地区的维京人(Vikings)，以及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回教**。他们分别为西方与东方的社会带来了威胁和破坏。由于中古时期的信仰生活已成为日常民生的一部分，故这些威胁也强烈地冲击到中古教会的生态。

自第七世纪起，维京人即开始到其他地区寻觅粮食。到了第八世纪，寻找却逐渐演变为掠夺，所波及的地区更扩展至英伦与西欧沿岸地区，这些掠夺更进一步成为大规模的入侵，而且这些“北方人”也陆续在欧洲一些地方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法国诺曼底(Normandy,France)就是一个例子(英文中的Norman就是来自“Northmen北方人”一词)。定居下来的入侵者一方面保留着自身的宗教型态，但又不得不认同雄据欧洲的基督教信仰。同时这些人又以统治者的身分影响了日常的民生。于是大众化的基督教型态，就进一步朝着异教风气发展，信仰的单纯性亦因而受到更大的压力。

回教也于此时期出现在欧洲东方的边陲。其影响范围，到了第七世纪便从阿拉伯半岛向西延伸至北非洲，又向北延伸到小亚细亚。这些地区原先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及至第八世纪中叶，回教势力则更猖獗地席卷整个北非，及至部分西班牙(Spain)地区。尤其严重的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以色列(Israel)、埃及(Egypt)北部、土耳其东部等地]皆陆续落入了回教的势力范围，教会生活因之大受影响。由于回教**所采取的也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故原先信奉基督教的人士不得不改信回教。部分不愿放弃信仰的基督徒，则饱受逼迫。先前欧洲信徒经常到耶路撒冷等地朝圣，如今旅程则充斥着凶险。教会的影响力在这些地区因而没落，甚至完全消失。

回教**的出现，也让拜占廷帝国备受威胁。之前，拜占廷与波斯(Persia)之间长期对峙、冲突，导致国力多有损伤。及至波斯归附回教之后，土耳其也逐渐成为回教地区。拜占廷帝国日趋没落之后，东方教会的发展也随之受到极大的阻碍。这个左右教会发展的因素，一直影响着欧洲教会，直到宗教改革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