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课 改革运动的苗头

前言

常言道：物必先腐尔后虫生。教会之所以出现改革的诉求，皆因自身的腐败。只不过改革并非肇始于十六世纪的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在那之前，中古末期(自十三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末叶)就已经出现几番改革的努力了。这些努力都是针对教会的腐败而作出的。其实到了十三、十四世纪，罗马教廷的威望即萌生了滑坡的迹象。由于教廷本身缺乏强大的军事力量，故不得不和日渐兴起的各主要王室妥协。加上奢华的挥霍，教会的财政也越发依赖各方王侯的支持。这些因素导致教皇的权势江河日下。可惜的是，教会不单没有反思其属灵的角色，作好分内的任务；反而任由一些腐败行径在教会中蔓延。

这些腐败行径之中，较为严重的就是圣职买卖。以钱财交易来谋取教会中某个职位的作风，在第五世纪迦克墩会议的决议事项中，即遭禁止。可见这种买卖圣职的行为，古已有之，不容易完全避免。只是之前的圣职买卖仅在暗中进行。到了中古时期，此种勾当竟然化暗为明；虽然教廷一再申令取缔，但欲禁不胜禁。由于当日教廷不得不与执政者妥协，故导致委任某些重要职位时，不得不“参考”教会以外的意见。而且，当金钱交易成为广被接纳的手段后，“价高者得”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圣职买卖可说是教会腐败的主要祸根。因着通过此种途径而获得委任的神职人员，自然不会将神圣的牧养工作放在首位。而且“购买”圣职的人，不难想象包括甚多生活放荡不羁、行为不洁之辈。甚至这种光景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致使神职人员的素质朝着低落的方向发展。如此一来，中古后期的许多神职人员皆不得人心，甚至引起公众的反感。教士当中不识字者，大有人在；情况之严重，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由于获取某些有利可图之职位的花费相当高昂，买到这些职位的人，往往须设法从其他途径来弥补开支；结果一些能够快速聚敛大量钱财的事务，很容易就获得大力支持，尽管这些事务也许并不光采。这就解释了为何“赎罪券”竟然在民间，以商业手法来大量推销。“赎罪券”的本意乃在给购买的认罪者一份眼见的凭据，使其确知自己的罪已获赦免。只是不少参与推销的人士，往往利用花言巧语蛊惑百姓购买，好从中获利。大量推销赎罪券的做法，大大误导了百姓，使他们以为只要拥有赎罪券，即可任意犯罪，因为赎罪券能使他得到赦免(这也是补罪概念作祟的结果)。教廷其实也明白内中的弊端。惟碍于财务上的需要，也只得使用这一类的手法，以解决入不敷出的局面。赎罪券因此在中古的末期，不止一次地在欧洲全面推销。

圣职买卖也带来另一件颇令百姓诟病的事情，就是圣职的兼任风气。既然圣职可以花钱买到，且又带来实质上的利益，，不少人就特意兼任超过一项的圣职。这种行径固然引致神职人员素质低落，事实上他们也根本无法履行其牧职。由于兼职者无法同时现身在不同地区，结果在中古的后期，牧职人员不见踪影的情形颇为严重。虽然在信仰的取向上，一般中古的信徒多有异教色彩，认知真理的水平也未必很高，但他们却都是非常热衷“信仰生活”的人。举凡婚丧嫁娶都一定以教会定规的方式进行，且由神职人员主持。婴孩出生后也必须尽早举行洗礼，因他们认为，尚未受洗的婴孩一旦夭折，就无法进入天堂。但是许多牧区的神职人员根本不会出现！这些圣职既非出缺，故也无从另行委任，老百姓就只能摇头叹息了。单是圣职买卖一项，即招来如此多的弊端，其他的就是可想而知了。

这些腐败作风，令不少教会内部的领袖痛心疾首，并力主匡正改革。由于腐败的情况十分明显，故教会高层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了。只是许多弊端由来已久，必须从长计议，方能奏效。为此，教会乃采用大公会议的方式，召集各地代表共同商议改革的方案。所召开的一系列“拉特兰会议”(LateranCouncil)，也确实凝聚了一些共识。例如：一一二三年的一次，明令神职人员禁止纳妾，一一三九年的会议再度申令禁止圣职买卖。只是声明归声明，腐败之风并未减弱。其后的几次会议，尤其乏善可陈。最后的一次拉特兰会议，甚至是在改教爆发的一五一七年所召开。讽刺的是，这些会议所针对改革的对象，正是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士。可想而知，改革也就变成了空谈。这条路线的改革努力，至终宣告彻底失败！

在内部改革的呼声中，罗马教廷上演了一次发人深省的变故。原先教廷一直在罗马(Rome)运作，由于种种原因，却在一三○五年搬迁到法国的亚威农(Avignon,France)去，并且事事受制于法国的干预。教廷不得已于一三七七年搬回罗马(史称“教会被掳巴比伦”)。然而一些教廷高层人士，却在罗马教皇之外，另行选立一位教皇，并让他回到亚威农去。欧洲出现了两位教皇之后，各国王侯就可按照自身的需要，各选其中一位作为承认与效力的对象。为了解决这局面，部分人士乃宣布原先的两位教皇无效，另立教皇。如此一来，原先的二位除不肯善罢甘休外，并拒绝下台。欧洲因而出现了三位教皇的诡异局面。教会改革的需要，益发明显。为此，一些教会领袖，连同大学的一些学者，联手提出“议会改革”的方案，号召在教皇掌控的“拉特兰会议”以外，另行召**议，推动改革。这个于一四一四年召集的“康士坦斯会议”(ConstanceCouncil)，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三位教皇的尴尬局面，又提出以“议会”来制衡教皇的权柄，以期达到改革的愿望。只是当结束纷争的教皇站稳之后，就明令禁止“议会改革”的运作。内部改革的努力，从此也就无法抬头了。

教会需要改革，人尽皆知。一些堪称表率的典范人物，就成了大众学效的榜样。彼得·瓦勒度(PeterWaldo，1140～1217年)就是其中之一。在清楚接受基督的救恩之后，这位商人变卖了产业，专心过着贫穷的传道生涯；为了方便听众，瓦勒度亦将圣经翻译为自己家乡的语言，作为传道之用。他的精神感动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瓦勒度派”出现于十二世纪的欧洲。这些人甘受贫穷、专心传道的表现，无异在指控教会高层的奢华与放纵；故也因此受到压制和**，甚至被斥为异端。逼迫并无法消灭这股属灵的热忱，瓦勒度派反而在压制之下扩散开来，其影响力一直维持到中世纪的末年，在欧洲大陆中部与东部尤其明显。

至于与大陆一水之隔的英国(UnitedKingdom)，则于十四世纪出现了著名的改革家约翰·威克理夫(JohnWycliff，1329～1384年)。他出身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眼见教会的腐败，威克理夫遂透过写作、授课、讲道抨击教廷的教导与行径，指出教会乃神子民的群体，而非教廷指挥之下的附属品。威克理夫身边也聚集了一批怀抱改革思想的追随者，他们将老师的言论带到四周的城镇去，又发展了自己的组织与教廷对抗。威克理夫最为著名的贡献之一，就是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由于当日的圣经一直采用拉丁文版本，故一般百姓根本无从理解其中的内容。威克理夫主张，任何人都有权透过自己的语言来理解圣经，于是将拉丁文圣经翻译为英文圣经。教廷固然视之为异端，却也无法有效地制裁他，倒是强迫他离开了牛津。这位推动圣经翻译的改革家，在离开牛津两年之后与世长辞。然而他的追随者却将他的思想，有效地散播在英国人的心中，为日后英国教会的改革提供了动力。

在欧洲大陆继承威克理夫改革理想的，是来自捷克(Czech)的神职人员约翰·胡司(JohnHuss，1374～1415年)。由于深受威克理夫的影响，所以他也同样强调圣经的权威、抨击教会的腐败，包括贩售赎罪券的行为。胡司的言论自然不能见容于罗马教廷，甚至被逐出教会。但是他的教导甚获当时捷克人的欢迎。当教会领袖在康士坦斯(Constance)召开议会，以解决三位教皇并列的困境时，就传召胡司前来解释他的立场。胡司应讯出席，却在会上被斥为异端，当场就被活活烧死，成了改革运动的殉道者。支持胡司者事后组成独立的教派，与罗马教会分庭抗礼。这股改革力量在欧洲大陆上一直存在，也影响了日后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

改革的浪潮不仅在其他国家出现，也浮现于罗马所在的意大利(Italy)。到了十五世纪，罗马教会的一位神职人员萨沃那柔拉(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年)也领导了一场在意大利北部的改革运动。此人是一名修道士，透过讲道带动了改革，又将当日腐败、凌乱的佛罗伦斯(Floence)地方教会，改变成修道院般的模范教会。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萨沃那柔拉免不了批评教会的腐败与不当，并因而被教廷驱逐，最终受火刑处决。这位改革家其实就是罗马教会的自家人，但至终也因推动改革而被排斥。大家不禁会问：教会果真无药可救了吗？黑夜到底还有多长？

神既是教会的主，他就不会离弃自己的教会。其实到了第十五世纪末年，欧洲的文化与思潮也都为教会的改革作好了准备。此时的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的气象。文艺的抬头，带动了对古代文献的珍惜与研究。圣经作为古代文献之一，其地位也逐渐受到重视。改革思维因而逐渐散布开来。虽然就外表看，这时期的改革皆以失败告终，但是在萨沃那柔拉被烧死之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马丁·路德的怒吼便于一五一七年出现于德国(Germany)。宗教改革时期也随着路德的出现而到来。教会的主始终是信实可靠的上主！

如果需要，可进一步参看以下一些从论教会历史的书籍：

关于中古时期的教会，可参阅：

李振群著：《透过二千年之卷二：中古教会》，西马：协传培训中心，一九九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