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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课 改革的延伸与深化

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 by 黄子嘉等

踏入改教的后期,在支持改教的各地区,教会在教义、制度、政教关系等方面的取向陆续固定下来。改教各阵营之间的差异也就逐渐地浮出了台面。容忍不同意见的宗教政策逐渐获得了认同,一些独立的信仰群体也开始出现在改教地区,形成了新兴的教会或宗派。即使是同一源流的改教教会,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的差异,久而久之,也会演变为不同的宗派。其实这些不同阵营或宗派的信仰,在主要的教义上是相当一致的;只是在组织、规章、以及某些次要的课题上存在差异。然而,由于必须清楚地与罗马天主教区分开来,所有这些基督教的宗派,皆竭尽所能地界定自身的立场,也因而较为强调彼此之间的差异。纵然如此,整个基督教的发展,仍是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前进的。

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敬虔运动。从十七世纪初年开始,由于精细的阐释教会立场,基督教圈子里面出现了所谓的“正统主义”,教会开始关注一些较为次要的教义及信仰内容,诸如洗礼的方式、圣餐的饼该用何种材料、好行为在信徒生活中的分量如何等。这种关注固然有其必要,只是一旦偏重,就会忽略信仰对个别信徒、对教会整体使命的教导。“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社会对宗教事务开始采取中立的政策,社会上的世俗化现象也开始浮现。于是许多人开始怀疑:宗教对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似乎又面临另一轮的挑战。这些发展让教会不禁自问:宗教信仰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上一世纪的宗教改革到底成就了些什么?不过一些教会领袖仍然怀抱着力挽狂澜的使命,鼓吹敬虔的信仰生活。历史上的“敬虔运动”因而出现在德国(Germany)的教会当中。

敬虔运动的主张,其实就是在基督徒生活中,强调读经、祷告的操练,注重悔改离开罪恶,看重活泼的信心流露。敬虔分子认为,信仰不是一套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可以在生活中经历到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更为信仰提供了可靠的确据。因此,在具体的信仰生活中,敬虔分子要求牧者在讲台上所宣讲的,不是教义的正统与否,而是信仰对生活的意义何在。敬虔分子也同时推动家庭崇拜,好教星期日在教堂中所习得的教导,能推广落实在日常的家居生活中。这些人因而被冠以“自命敬虔”的帽子。在一些圈子当中,“敬虔分子”甚至是带有贬意的称呼。然而敬虔派认定:上世纪的宗教改革并未完成,敬虔的追求将会完成马丁·路德(MarthinLuther)所开始的改教运动。这股敬虔运动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续整整一百年之久,为强调正统信仰的教会注入了可贵的生气。

虽然敬虔人士较为忽略神学的学术追求,却也给教会带来了注重“灵性追求”的风气,让教会的生命力可以具体地呈现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生命力其中一项重要的流露,就是对宣教事工的重视。着重信仰生活的表现,促使德国敬虔派之“莫拉维弟兄会”(Moravians)关注异**对福音的需要。因此,他们在十八世纪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海外宣教事工。即使在今天,华人教会许多信仰生活的追求方式,也带有敬虔运动的影子。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化思潮,出现了理性主义的取向,影响深远,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也相当强烈。敬虔运动虽无法在学术方面抗衡理性主义的影响,却有效地让教会的生命延续下去,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区绽放异彩。

敬虔运动的火炬,点燃了英国(UnitedKingdom)及美洲大陆教会的复兴运动。英国教会自从推动宗教改革之后,即出现了一股强烈的诉求,企图清理教会内部不能讨神喜悦的事物。由于英国改教,是经由国会立法进行的,因而国家钦定宗教的色彩较为浓厚,同时也较易招来非议。这股清理教会不洁的力量,因此逐渐成长,发展成为“清**运动”(Moravians)。这些清**非常注重生活的圣洁,强调具体的重生经历,且高举“神的主权高过君王的权柄”的信念。然而由于英国教会的势力庞大,这些清**始终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不得已之下,这些人采取了移民的策略,从英国移居到当时仍是英属的北美洲殖民地去,建立他们自己理想的国家。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就是“五月花号”的移民事迹了。

然而,清**的理想并没有就此在英国消失,那份“务必竭力追求神旨意”的心志,仍然存留在许多英国信徒当中。加上欧洲大陆敬虔运动的影响,英国教会于是在十八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福音运动气象。领导这番运动的就是乔治·怀特菲(GeorgeWhitefield)与卫斯理(Wesley)兄弟了。他们透过强而有力的宣讲,将悔改离罪、重生得救、热切爱主的道理,深深铭刻在英国普罗大众的心灵里。影响所及,英国不论是哪个宗派、哪个背景的信徒,都领受了这场福音运动的洗礼。卫斯理兄弟的传道事工,也促使一批追随者展开了“循道派运动”,至终在圣工会之外,成立了循道会(或称卫理会)。事实上,这股对福音的热诚反应,也在圣工会中造成强烈影响,以至整个英国宗教的信仰面貌大为改观。

与此同时,十七世纪移民到美洲的清**,在经过整整一百年的努力后,也经历到神恩典的作为。一七三四年,在美洲新英伦(NewEngland)地区,对信仰的追求气氛突然热切起来。一位名为爱德华滋(JonathanEdward)的牧者,其讲台的信息和教导等,在信徒当中引起极大的回响。信众痛哭流涕,悔改己罪;而且也积极劝说其他人悔改认罪。整个新英伦的宗教气氛,一夜之间,突然高涨,甚至连爱德华滋也颇感惊讶。其后,怀特菲也从英国赶来,协助推动教会的复兴事工。信仰的影响力因此大大提升,悔改者固然不计其数,就连冷淡的信徒重新委身侍主的亦比比皆是。这场历史称为”大复苏”的运动,从此改变了美洲(即后来独立之后的美国)教会,并且带来了难以估算的影响。一方面,教会的信息深入人心,成为美洲(美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直到今日。爱德华滋本身毕业自耶鲁学院(YaleCollege),后来出任新成立的新泽西学院(TheCollegeofNewJersey)院长,该学院就是普林斯顿学院(PrincetonCollege)的前身。教会在美洲文化层面的影响力,可见一般。另一方面,爱德华滋等人也为教会复兴的路线,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促使日后的教会发展得以在稳健成熟的基础上迈步向前。美国教会在这之后,也一再经历了好几种类似的复苏。

从十七世纪的敬虔运动开始,包括清**运动、英国的福音运动、美洲的大复苏运动等,所强调的不外乎救恩、圣洁、爱主等的课题,其重点亦颇多雷同之处;因此这些运动可谓一脉相承,互为因果。教会的生命力,也在这种气氛底下,逐步稳健地加强,为下一世纪的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

踏入十九世纪,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成为欧洲、北美洲的主流信仰,也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这时代称之为普世宣教的黄金时期,也毫不为过。福音本来就是神给普世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只是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基督教的各宗派,不得不花费相当的精力以求生存。大势既定之后,如何帮助其他民族认识基督,就成了基督教所有宗派共同面对的使命了。宣教运动因此而兴起。

除了教会的主观意愿外,环境上的客观因素,也促成十九世纪全面性的普世宣教运动。计划要到海外宣教的教会,其国家必须掌握充分的海事实力,方能确保该类事工可以顺利进行。到了十九世纪,许多基督教国家开始在海事方面抬头。英国透过其雄霸各大洋域的海军,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势力范围普及世界每个角落。荷兰(Holland)的海事水平也进步神速。其他诸如美国(U.S.A)、德国、挪威(Norway)等,也都拥有强大的海军,为前往海外的宣教士提供了各种的方便。与此同时,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也积极扩张其领土,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这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巴不得自身的文化能根植于殖民地的土壤上。为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也特别乐于支持宣教工作,为宣教士提供种种的方便。例如,英国就是一个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十九世纪强国,而英国的宣教工作,也在十九世纪中扩展到许多地区去,成为宣教大国。不论我们对殖民地主义的评价如何,宣教事工在殖民地主义高涨的世纪兴起,却是一个不争之事实。到了十九世纪末年,西方每个基督教宗派皆拥有直属之宣教机构。与此同时,一些超越宗派的宣教团体也随之兴起,集合各教会的力量,共同拓展天国的领域。中国内地会就是华人教会较为熟悉的典型例子之一。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普世宣教事工的进展开始出现瓶颈的迹象。宣教士来自西方社会,东方社会一直仅是宣教工场而已。这种光景,导致福音事工的层面逐渐浮现出一些难题。例如:许多福音事工的主导,一直操持在宣教士的手中,以至常见事工缺乏当地信徒来领导的情况。另外,福音工作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受到非议,并带来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困扰。加上宣教士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亦不时出现冲突。凡此种种,似乎令福音事工的进展开始放缓。就在这时候,接连两次的世界大战,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崭新的局面和全新的挑战。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因而作出了调整,以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其中一项影响深远的发展,就是教会里的互相合作。

自从一九一○年,普世的基督教会即聚集于爱丁堡(Edinburgh),一起寻求福音事工的合作途径,以面对新世纪的挑战。第二次大战之后,教会面对的需要及挑战更为严峻。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民族主义也开始抬头,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秩序与价值取向。科学进步的速度,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对信仰也带来诸多的冲击与挑战。在社会及文化层面,多元思想也逐渐流行,不同的学说,传统,价值等应当和平共存的取向,亦愈来愈获得认可。教会事工也因应这些转变,作出了许多调整及努力。一方面,敬虔的传统依旧发挥着影响力。强调福音信仰的教会,不仅开始重视学术研究的需要,并且投入社会关怀的行列,务求全方位地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基督徒的人数,在二十世纪当中,非但没有萎缩,反而继续增加,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西方的教会,也逐渐与发展中国家之教会建立起伙伴的关系,携手促进全球的福音见证。

及至二十世纪结束,耶稣基督的教会依旧屹立于地球村。她不但没有退后,消失,反倒益发勇敢地迎接新世纪的各项挑战。况且,耶稣基督作为历史的主宰,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而他的信实亦必存到万代。尽管“后现代”的氛围笼罩整个世界,即使多元主义占据人心,然而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将仍旧忠诚于那位呼召他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救主,并将继续以他们的生命来书写教会的历史。

马丁·路德的生平,建议参看:

罗伦·培登(RolandBainton)著,古乐人、陆中石译:

《这是我的立场》,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改教的简史可参看:

艾伦·柯特(Aland,K)著,王建屏、郑秀清合译:《九十五条及有关改教文献考》,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改教以及其后的历史,可参看:

李振群著:《透视二千年之卷三:宗教改革与近代教会》,西马:协博培训中心,一九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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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改教的后期,在支持改教的各地区,教会在教义、制度、政教关系等方面的取向陆续固定下来。改教各阵营之间的差异也就逐渐地浮出了台面。容忍不同意见的宗教政策逐渐获得了认同,一些独立的信仰群体也开始出现在改教地区,形成了新兴的教会或宗派。即使是同一源流的改教教会,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的差异,久而久之,也会演变为不同的宗派。其实这些不同阵营或宗派的信仰,在主要的教义上是相当一致的;只是在组织、规章、以及某些次要的课题上存在差异。然而,由于必须清楚地与罗马天主教区分开来,所有这些基督教的宗派,皆竭尽所能地界定自身的立场,也因而较为强调彼此之间的差异。纵然如此,整个基督教的发展,仍是朝着大致相同的方向前进的。 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敬虔运动。从十七世纪初年开始,由于精细的阐释教会立场,基督教圈子里面出现了所谓的“正统主义”,教会开始关注一些较为次要的教义及信仰内容,诸如洗礼的方式、圣餐的饼该用何种材料、好行为在信徒生活中的分量如何等。这种关注固然有其必要,只是一旦偏重,就会忽略信仰对个别信徒、对教会整体使命的教导。“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社会对宗教事务开始采取中立的政策,社会上的
世俗化现象也开始浮现。于是许多人开始怀疑:宗教对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似乎又面临另一轮的挑战。这些发展让教会不禁自问:宗教信仰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上一世纪的宗教改革到底成就了些什么?不过一些教会领袖仍然怀抱着力挽狂澜的使命,鼓吹敬虔的信仰生活。历史上的“敬虔运动”因而出现在德国(Germany)的教会当中。 敬虔运动的主张,其实就是在基督徒生活中,强调读经、祷告的操练,注重悔改离开罪恶,看重活泼的信心流露。敬虔分子认为,信仰不是一套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可以在生活中经历到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更为信仰提供了可靠的确据。因此,在具体的信仰生活中,敬虔分子要求牧者在讲台上所宣讲的,不是教义的正统与否,而是信仰对生活的意义何在。敬虔分子也同时推动家庭崇拜,好教星期日在教堂中所习得的教导,能推广落实在日常的家居生活中。这些人因而被冠以“自命敬虔”的帽子。在一些圈子当中,“敬虔分子”甚至是带有贬意的称呼。然而敬虔派认定:上世纪的宗教改革并未完成,敬虔的追求将会完成马丁·路德(MarthinLuther)所开始的改教运动。这股敬虔运动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续整整一百年之久,
为强调正统信仰的教会注入了可贵的生气。 虽然敬虔人士较为忽略神学的学术追求,却也给教会带来了注重“灵性追求”的风气,让教会的生命力可以具体地呈现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生命力其中一项重要的流露,就是对宣教事工的重视。着重信仰生活的表现,促使德国敬虔派之“莫拉维弟兄会”(Moravians)关注异**对福音的需要。因此,他们在十八世纪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海外宣教事工。即使在今天,华人教会许多信仰生活的追求方式,也带有敬虔运动的影子。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化思潮,出现了理性主义的取向,影响深远,对基督教信仰的冲击也相当强烈。敬虔运动虽无法在学术方面抗衡理性主义的影响,却有效地让教会的生命延续下去,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区绽放异彩。 敬虔运动的火炬,点燃了英国(UnitedKingdom)及美洲大陆教会的复兴运动。英国教会自从推动宗教改革之后,即出现了一股强烈的诉求,企图清理教会内部不能讨神喜悦的事物。由于英国改教,是经由国会立法进行的,因而国家钦定宗教的色彩较为浓厚,同时也较易招来非议。这股清理教会不洁的力量,因此逐渐成长,发展成为“清**运动”(Moravians)。这些清
**非常注重生活的圣洁,强调具体的重生经历,且高举“神的主权高过君王的权柄”的信念。然而由于英国教会的势力庞大,这些清**始终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不得已之下,这些人采取了移民的策略,从英国移居到当时仍是英属的北美洲殖民地去,建立他们自己理想的国家。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就是“五月花号”的移民事迹了。 然而,清**的理想并没有就此在英国消失,那份“务必竭力追求神旨意”的心志,仍然存留在许多英国信徒当中。加上欧洲大陆敬虔运动的影响,英国教会于是在十八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福音运动气象。领导这番运动的就是乔治·怀特菲(GeorgeWhitefield)与卫斯理(Wesley)兄弟了。他们透过强而有力的宣讲,将悔改离罪、重生得救、热切爱主的道理,深深铭刻在英国普罗大众的心灵里。影响所及,英国不论是哪个宗派、哪个背景的信徒,都领受了这场福音运动的洗礼。卫斯理兄弟的传道事工,也促使一批追随者展开了“循道派运动”,至终在圣工会之外,成立了循道会(或称卫理会)。事实上,这股对福音的热诚反应,也在圣工会中造成强烈影响,以至整个英国宗教的信仰面貌大为改观。 与此同时,十七世纪移民到美洲的清**,在
经过整整一百年的努力后,也经历到神恩典的作为。一七三四年,在美洲新英伦(NewEngland)地区,对信仰的追求气氛突然热切起来。一位名为爱德华滋(JonathanEdward)的牧者,其讲台的信息和教导等,在信徒当中引起极大的回响。信众痛哭流涕,悔改己罪;而且也积极劝说其他人悔改认罪。整个新英伦的宗教气氛,一夜之间,突然高涨,甚至连爱德华滋也颇感惊讶。其后,怀特菲也从英国赶来,协助推动教会的复兴事工。信仰的影响力因此大大提升,悔改者固然不计其数,就连冷淡的信徒重新委身侍主的亦比比皆是。这场历史称为”大复苏”的运动,从此改变了美洲(即后来独立之后的美国)教会,并且带来了难以估算的影响。一方面,教会的信息深入人心,成为美洲(美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直到今日。爱德华滋本身毕业自耶鲁学院(YaleCollege),后来出任新成立的新泽西学院(TheCollegeofNewJersey)院长,该学院就是普林斯顿学院(PrincetonCollege)的前身。教会在美洲文化层面的影响力,可见一般。另一方面,爱德华滋等人也为教会复兴的路线,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促使日后的教会发展得以在稳健成熟的基
础上迈步向前。美国教会在这之后,也一再经历了好几种类似的复苏。 从十七世纪的敬虔运动开始,包括清**运动、英国的福音运动、美洲的大复苏运动等,所强调的不外乎救恩、圣洁、爱主等的课题,其重点亦颇多雷同之处;因此这些运动可谓一脉相承,互为因果。教会的生命力,也在这种气氛底下,逐步稳健地加强,为下一世纪的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 踏入十九世纪,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仅成为欧洲、北美洲的主流信仰,也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这时代称之为普世宣教的黄金时期,也毫不为过。福音本来就是神给普世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只是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基督教的各宗派,不得不花费相当的精力以求生存。大势既定之后,如何帮助其他民族认识基督,就成了基督教所有宗派共同面对的使命了。宣教运动因此而兴起。 除了教会的主观意愿外,环境上的客观因素,也促成十九世纪全面性的普世宣教运动。计划要到海外宣教的教会,其国家必须掌握充分的海事实力,方能确保该类事工可以顺利进行。到了十九世纪,许多基督教国家开始在海事方面抬头。英国透过其雄霸各大洋域的海军,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势力范围普及世界每个角落。荷兰(Holland)的海事
水平也进步神速。其他诸如美国(U.S.A)、德国、挪威(Norway)等,也都拥有强大的海军,为前往海外的宣教士提供了各种的方便。与此同时,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也积极扩张其领土,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这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巴不得自身的文化能根植于殖民地的土壤上。为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也特别乐于支持宣教工作,为宣教士提供种种的方便。例如,英国就是一个拥有许多殖民地的十九世纪强国,而英国的宣教工作,也在十九世纪中扩展到许多地区去,成为宣教大国。不论我们对殖民地主义的评价如何,宣教事工在殖民地主义高涨的世纪兴起,却是一个不争之事实。到了十九世纪末年,西方每个基督教宗派皆拥有直属之宣教机构。与此同时,一些超越宗派的宣教团体也随之兴起,集合各教会的力量,共同拓展天国的领域。中国内地会就是华人教会较为熟悉的典型例子之一。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普世宣教事工的进展开始出现瓶颈的迹象。宣教士来自西方社会,东方社会一直仅是宣教工场而已。这种光景,导致福音事工的层面逐渐浮现出一些难题。例如:许多福音事工的主导,一直操持在宣教士的手中,以至常见事工缺乏当地信徒来领导的情况。另外,福音工作与帝国主义之间
的关系,也逐渐受到非议,并带来福音事工上的一些困扰。加上宣教士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亦不时出现冲突。凡此种种,似乎令福音事工的进展开始放缓。就在这时候,接连两次的世界大战,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崭新的局面和全新的挑战。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因而作出了调整,以迎接新时代的来临。其中一项影响深远的发展,就是教会里的互相合作。 自从一九一○年,普世的基督教会即聚集于爱丁堡(Edinburgh),一起寻求福音事工的合作途径,以面对新世纪的挑战。第二次大战之后,教会面对的需要及挑战更为严峻。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民族主义也开始抬头,冲击着旧有的社会秩序与价值取向。科学进步的速度,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对信仰也带来诸多的冲击与挑战。在社会及文化层面,多元思想也逐渐流行,不同的学说,传统,价值等应当和平共存的取向,亦愈来愈获得认可。教会事工也因应这些转变,作出了许多调整及努力。一方面,敬虔的传统依旧发挥着影响力。强调福音信仰的教会,不仅开始重视学术研究的需要,并且投入社会关怀的行列,务求全方位地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基督徒的人数,在二十世纪当中,非但没有萎缩,反而继续增加,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
。西方的教会,也逐渐与发展中国家之教会建立起伙伴的关系,携手促进全球的福音见证。 及至二十世纪结束,耶稣基督的教会依旧屹立于地球村。她不但没有退后,消失,反倒益发勇敢地迎接新世纪的各项挑战。况且,耶稣基督作为历史的主宰,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而他的信实亦必存到万代。尽管“后现代”的氛围笼罩整个世界,即使多元主义占据人心,然而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将仍旧忠诚于那位呼召他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救主,并将继续以他们的生命来书写教会的历史。 马丁·路德的生平,建议参看: 罗伦·培登(RolandBainton)著,古乐人、陆中石译: 《这是我的立场》,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改教的简史可参看: 艾伦·柯特(Aland,K)著,王建屏、郑秀清合译:《九十五条及有关改教文献考》,香港:道声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改教以及其后的历史,可参看: 李振群著:《透视二千年之卷三:宗教改革与近代教会》,西马:协博培训中心,一九九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