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课 三度叩门行动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与整个教会的历史息息相关。虽然从宗教改革背景而来的西方基督教宣教士，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才进入中国，但其他型态的基督教却在许久以前，即已来到中国。福音信息一定要传达万方万民，此乃教会打从开始就持守的信念，福音使者也为此四处奔走，宣扬十字架的救赎。尽管中国对他们而言非常遥远，又充满着神秘色彩，中华大地仍是他们致力拓荒宣教的疆域之一。耶稣基督诞生之时，中国正当西汉末年，而使徒时代则时值东汉时期。有些传说认为，福音早在东汉时期即已传入中国，然而却无甚历史依据。而且有实质证据的，就是从唐代称为“景教”的基督教活动了。

一六二三年(明朝)，长安(即今西安)附近一户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很大一块的碑石，其上标题位置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字，碑身则刻满了叙事文字。考究之下，发觉竟是记述唐朝太宗时代，景教传入中国事迹的纪念碑！后来，在一九○八年，考古学者在甘肃省的敦煌石室中，又发现了一些景教的文献，为景教传入中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对照西方教会的历史，以及中国唐朝的历史记载，我们终于可以确定，“景教”其实就是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名称，进入中国的年代是主后六三五年。景教碑于是成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历史记录。

原来在第五世纪早期教会的时代，因为教义上的争执，原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的聂斯多留(Nestorius)被打成异端，因而迁往波斯一带，另行建立教会。这个以波斯一带为基地的聂斯多留派教会相当兴旺，而且怀抱相当强烈的宣教心志。因此，他们派遣了宣教士前往东方，循行古代丝绸之路到了中国，宣扬福音，建立教会。当时唐朝政府对之相当礼遇，容许这些来自波斯、叙利亚(Syria)一带的基督徒在中国宣教。这些教士则为基督福音信仰取名景教(又名“波斯经教”或“大秦教”)，并且在中国各地展开传教活动，建立教堂，宣读圣经的教义。按景教碑上所言，景教当时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发展，看来颇为兴盛。即使考虑碑文通常有夸大其词的倾向，景教的流传看来仍是颇为可观的。按照历史的考据，景教在中国流传了约二百年，一直受到朝廷的优待。然而，到了主后八四五年，唐武宗下令消灭国内的佛教。由于景教在外表上与佛教相当酷似，因而受到牵连，其活动遭到各地官员取缔。结果，景教在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后来甚至完全从中原消失了。

景教的发展还算顺利，并未受到正式的逼迫，但却因武宗灭佛一事受牵连而消失，个中原委，一直是个有趣且耐人寻味的课题。细心研究之下，发现有几个原因值得我们引以为戒。首先，景教看来一直是依附着朝廷的势力而生存的。这也许反映了当初在东罗马帝国的处境。然而，当朝廷人事变迁，其生存环境也就跟着改变。另一方面，景教到底有多少中国信徒，今日无从稽考，然而在所有景教的文献中，皆甚少出现汉人名字，似乎反映了中国本地信徒不多，至少领袖阶层的汉人少而又少。是故，即使其传播范围颇为广泛，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生根。此外，景教的文献中所使用的表达手法，其形式实在与佛教非常接近。例如，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景教碑上的用语是“三一妙身”。这个词句诚有可取之处，但其佛教的味道也十分的浓厚。因此，在灭佛的政令下，景教也就遭到池鱼之殃了。总括言之，景教并没有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以致无法进一步发展。所遗留给后人的，就只有这块如今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面的碑石了。

景教虽因株连而遭逼迫，倒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原地带既然不利景教的传播，景教人士乃迁移活动中心，转到中国边境的地区，继续活动，等待时机，重返中原。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及内蒙古地区发现了许多景教**的墓碑。西伯利亚地区也出土了许多刻有十字架与叙利亚文墓志铭的墓地，年代皆在武宗灭佛之后四百年左右。这些发现证实了景教**并没有回到波斯，只是滞留在塞外地区而已。进一步的考证指出，一些蒙古部族，在十一世纪即已接受了景教。吞金灭宋的元朝君主忽必烈，其母亲就是一名景教**！后来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的统治，景教**也就顺着这情势，再度回返中国。

蒙古崛起之后，其帝国向西的发展，震撼了整个欧洲。当时罗马教廷的势力正式如日中天之际。因为闻说蒙古军中，有信奉基督的人士，教廷乃差遣使者出访蒙古，双方从此展开了交往。及后，罗马甚至派遣教士孟高维诺的约翰(JohnofMontecorvino)前往中国传教。这位孟高维诺的约翰于一二九四年抵达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而得以在中国开展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景教与天主教在中国元朝时代，乃展开了竞争性的传教活动，而元朝人士也就统称景教与天主教为“也里可温”(这是蒙古语，意思是“上帝”，另一说认为是指“有福缘之人”，即蒙恩者之意)。

元朝的景教，按历史记载，发展似乎颇为理想。由于元朝优待色目人(即眼睛不是黑色的外族人)，信奉景教的又多是色目人，因此景教**在中国获得有很多特权，如无须服兵役、免缴赋税等。一份研究指出，镇江地区的景教寺竟然有八十多所，镇江外来的人口中，每一百六十七户既有一户也里可温！其兴盛之程度，可想而知。元朝的天主教，也在孟高维诺的约翰的苦干下，甚具规模。一项研究指出，到了元朝末年，天主教在中国的人数已达三万人之多。孟高维诺的约翰也被罗马教廷委任作北京的大主教。其后，罗马也派遣继任的教士，在孟高维诺的约翰去世后接续其传教事工，直到元朝覆亡。

然而，当元朝在中国未满百年的统治瓦解后，也里可温也就随之而去，从中国土地上消逝。与唐朝景教不同的是，这次的消失与逼迫无关，而是在自然情况下走进历史的。究其原因，与唐朝景教的情况颇为相似。元朝的景教，依附蒙古人与色目人而存在，不在话下。即使天主教的传教事工，也是依附朝廷的势力而存在。孟高维诺的约翰就是因着王族的支持，才得以在北京站稳脚步；研究也发现，在一三一三年修建于泉州的一所天主教堂，是因为一位亚美尼亚人(Armenian)捐献才建成的。当朝廷的支持消失后，教会也就无法站立了。除此以外，景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竞争，也削弱了福音事工的力量。孟高维诺的约翰初到北京时，就一直面对着景教**的排斥，几乎无法立足。而更为关键的是，汉人一般上对蒙古人、色目人并无好感，对这些人所热衷的宗教信仰，自然采取排斥的态度。元朝倾覆，也里可温也只得随之消失了。与唐朝的情境一样，元朝在信奉耶稣的人中，汉人不多，也里可温同样没能在中国生根。即使没有外来的逼迫，这样的教会至终也只能成为历史的凭吊对象！

元朝灭亡后，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由于当时处境上的需要，明朝采取了闭关的政策，强烈地排斥外来文化。基督十字架的信息，从此在中国土地上沉寂了两百多年。此时欧洲的社会与教会，却进行着惊天动地的变革。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人(Poruguese)成功地到达马来西亚(Malaysia)的马六甲(Malacca)地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德成功地推动了宗教改革；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进一步地租占了澳门，作为他们在东方贸易的基地。这些事件，都是在明朝统治中国时期发生的。

欧洲天主教的教士，趁着欧洲海事技术发达之利，于十六世纪开始到东方亚洲传教，然而当时明朝奉行“海禁”政策，所有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一经发现，皆被驱逐出境。对宣教事工来说，中国如同一块坚硬的磐石，无从开启福音大门。到中国传福音的教士，只能停留在澳门而已。然而这些教士毅然坚持到底，并且努力学习汉文。由于当时中西贸易的需要，中国急需翻译人才，这些教士因为通晓汉语，而获准居留在广东的肇庆。其中耶稣会的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终于成功地突破此一僵局，而让耶稣基督的名字，再度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利玛窦获准居留之后，于一六○一年抵达北京，同时也取得国内传道的许可。他凭着学贯中西的本领，从中国文化入手，向中国人介绍一位超越儒家思想的基督。由于利玛窦本身通晓汉学，同时又精通西方的思想与科技，因此获得了中国朝廷的信任，也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接纳。他抵达北京，即向明朝皇帝呈现世界地图(而且将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央位置)、自鸣钟、西琴以及圣母像等物。在获得皇帝以及士大夫的认同后，即行撰写《天学实义》等书，阐释天主教的教义。利玛窦的传教事工非常成功。其他教士也陆续到来，强化了传教的工作。教士也开始参与中国的修历事务，并且在朝廷中任职诸如气象局局长之类的官职。及至一**四年，崇祯皇帝自缢、明朝覆亡时，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已经超过十万，而且还包括不少皇族人士、各级官员与知识分子在内。清兵入关之后，由于新的统治者也是外族人，因此清廷对留在北京的西洋教士，信任有加，并且让教士继续任职于朝廷。就连康熙皇帝本人也对天主教信仰颇为接纳。中国天主教的人数因而继续增长。

只恨好景不长，康熙晚年之时，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之间，为了祭祖的礼仪、应否向先人叩首等事情，出现了纠纷。康熙皇帝一怒之下，于一七二○年下令禁止西洋教士在中国传教。不过，康熙在位期间，禁令一直未有严格执行。及至雍正登基之后，由于怀疑教士参与反对他的派系，因而严格执行禁止传教的措施。只是天主教经过这些年来的经营，已开始深入民间。估计十八世纪结束时，中国的天主教信众以达到二十一万人之多。不过禁教之举，却也从此一直施行，直到清末为止。因着禁教的缘故，天主教的人数也逐步萎缩。

基督教的教义第三度莅临中国，却仍可谓以失败收场。事实上，朝廷的态度仍然是关键性的因素。在明末清初时期，由于朝廷的接纳，天主教得以拓展事工。禁教命令一出，事工就得停顿。这方面的光景，与之前的景教、也里可温可说极为相似。然而，有一点却是与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看到天主教并没有因此而从中国消失。天主教在中国本地的信徒人数，对比之前的景教等，大幅度增加。这种根植于人民当中的信仰，发挥了一份自我再生的力量。即使在禁教的岁月中，天主教在一些地区中，仍然得以继续生存。天主教的成功，固然得之于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自从利玛窦开始，教士即努力将信仰与中华文化结合。例如他们努力将耶稣基督描绘为一位不排斥孔孟，却超越孔孟的救主。这种策略为天主教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