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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课 复兴潮涌中华

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 by 黄子嘉等

在第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教会,力量微弱,素质低落,是个不争的事实。掌管历史的主对教会的眷爱,也同样是事实。就在世纪交替的时刻,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烈火般的试验,福音事工也因此大步向前。严格说来,中华大地在十九世纪末只有中国宣教事工,并没有中国教会可言,因为所有教会的相关事务,包括行政、牧养、教导与其他附属的机构(如医院、学校等),都得依赖宣教机构的领导和支援才得以生存。然而一九○○年的庚子之乱,遂使这局面开始改观。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开始出现复兴气象。这股复兴与振作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下半部。

“庚子之乱”,就是“义和团之乱”。当时的暴徒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肆意攻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杀害洋人。由于针对外交人员的行动不易得手,暴徒的目标遂转向教会的宣教士及信徒。在清廷支持之下,暴乱蔓延到北京以外的地区。西方宣教士被杀的固然不少,更多的中国信徒也在这场动乱之中殉道。这些基督徒仅仅因为信奉基督而丧命,但他们在死亡威胁之下毫不动容,死难的信徒因而不计其数。教会在设施与人员方面的损失虽然极其惨重,然而“庚子之乱”也让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难得的清洗。那些一心只想吃教的人,从此对教会却步。留下来的信徒反而更加坚定。而且,殉道者的血也为教会赢得了美好的名声。教外人士不禁要问:这个信仰的威力为何如此了不起,那些信徒何故竟然能为信仰从容就义,宁死不屈?教会内部也作出反省:一场针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动乱,为何会波及信仰基督的群体?

在痛定思痛之余,教会觉醒过来,明白到必须珍惜上主的保守,竭力为福音打美好的仗,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国教会,方能避免重蹈覆辙。于是,教会在一九○七年召开的百年纪念大会上(纪念福音自1807年经马礼逊传入中国),认真地探讨了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就是所谓的“三自”理想)的课题。教会的事工开始有了清晰的方向。许多中国信徒也更愿意挺身而勇于承担福音使命的重任。教会内部也开始出现更新的气象。吃教的人少了,积极的信徒又认真了,教会事工也就火热起来。上主的手也开始施行奇妙的工作。

一九○八年,中国东北的地区,乃出现了闻名中外的“满洲大复兴”。一些堂会的聚会人数,突然增加两倍、三倍。祷告会中认罪的人比比皆是。讲道的人大得能力,信主的人直线上升。开始的时候,一些西方差会怀疑这仅是短暂的现象;到后来不得不承认,这一波的复兴确实是出于神特别的作为。复兴的火花也蔓延到东北以外的地区。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布道运动。中国教会首度力图振作,勇敢地为福音作见证。这个刚经历了义和团事件洗礼的教会,从而也饱偿了上主赐下的丰收。

庚子之后的复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又获得了额外的动力。满清皇帝逊位之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诞生了。然而,“共和”始终是新鲜事物,而且是西方政治体制。许多人在不明究竟之下,不得不向身边的宣教士询问一些相关的细节。福音则与共和体制同样属于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结果一时之间,基督教也成为颇受欢迎的时尚信仰。福音信息因而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支持。但是好景不常,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割据,很快便让中国再度陷入混乱。国人在探求出路的过程中,再度认定帝国主义是元凶。基督教始终无法摆脱与帝国主义关连的阴影。结果教会再度因为其西洋色彩,被国人视为阻挠中国进步的因素。

这个不幸的发展,起因是当时出现“新文化运动”。自从一九一五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定,中国的出路在于文化的改造。虽然他们提出的方案五花八门,但却普遍认定:与科学不符的及有违民主的事物,皆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学生**,使这新文化运动的诉求达到了高峰。当日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正是与科学不符的典型代表,况且宗教讲究权威而贬抑民主,因而开始敌视基督教。这种反基督教言论,到了一九二二年演变为非议基督教的风潮。接下来,有规模、组织的“非基运动”(即非议基督教的运动)就从北京与上海爆发,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非基分子抗议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反对基督教的势力左右了国人的生活,甚至组织****,吓阻基督徒不得到教会聚会。其后,反基督教的言论,甚至将教会与帝国主义之间划上等号,令教会的处境日趋艰难,信徒的情绪更加低落。

面对这股风潮,教会有识之士乃奋起维护信仰的真谛。一方面,他们进行护教的工作,向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与帝国主义无涉。同时,教会领袖也致力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会,务求让中国的基督教会,尽可能与西方色彩脱钩。中国教会因而展开大规模的本色化运动。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事情。另一方面,这运动承袭了上一阶段的三自理想,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教会的本土色彩从此逐渐加强。再者,这运动也是一种教会自我振作的努力,力求在压力底下克服困难,以使教会的生命力可以再度呈现。因此,“本色化”运动其实也是另类的复兴运动。这个阶段的复兴努力,让教会熬过了非基的困扰,为接下来的大规模奋兴作好了准备。

到了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情有了新的面貌。国民政府瓦解了北洋军阀,结束割据的局面;并且在南京定都,把中国带进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了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政府的领导人对教会的态度也转趋友善,使过去的非基气氛顿时一扫而空。中国教会的领袖决议把握时机,拟议了一个五年奋进运动。计划从一九三0年开始,企图在五年之内,使中国教会在数量与质量方面能够倍增。运动的主题口号是“求主复兴教会,先复兴我”。五年运动,由统筹全国基督教事务的基督教协进会推动,涵盖的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协进会也为此而提供了各种各样需用的资源、材料、方案等,有计划地分区推进。教会的气氛立时改观,信徒的生命力也果然发挥出来。虽然在一九三五年的检讨中,数量倍增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教会的素质、信徒的水平,却肯定有所提升。

与此同时,在组织性的复兴运动之外,上主也在中国教会当中,兴起了许多自发性的复兴事工。最为人乐道的,就是著名的“山东大复兴”。这波复兴从一位欧洲宣教士简单而又扎实的信息开始,从山东地区的教会延伸到周边地区,尤其是华北、华中一带。圣经的话语深深地激动了中国人的心灵,赢取了许多人归信基督。同一时期,其他个别的团体也被主大大使用,使福音信息在许多地区,引领大批群众悔改,也挑旺了大批信徒的灵命。源自上海的伯特利布道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领导人计志文,连同宋尚节等,将基督的福音铭刻在国人的心中。复兴的火焰炽烈地席卷整个中华大地。这些自发性的复兴运动,加上协进会有组织的五年运动,为中国教会的历史,写下了美丽且又光辉的一页。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主,服膺于耶稣基督的名下;更多的基督徒重新立志,誓要为天国至死尽忠。复兴的火焰甚至也燃烧到海外地区。宋尚节所带领的复兴事工在南洋一带的教会中,留下了美好的足迹。在一些信徒当中,其影响历久不衰,直到如今。

主赐给中国教会这般的复兴,用意何在?许多人后来才体会到:上主的心意原来是要透过复兴,使教会作好准备,以面对接踵而来的苦难!中日之间的冲突,因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泸沟桥事件”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展开了长期抗战的安排,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政策之一就是号召全面追随政府一同往中国内地迁移,藉以保存实力,与敌人对抗。许多沿海居民也无意成为日本占领区的百姓。结果大批国人就搬到中国的内陆与西部地区,当中也包括不少基督徒在内。内地的教会因而获得大批生力军。战乱之下的生活,生灵涂炭,朝不保夕,人心空虚,福音信息正好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命的意义与保障。结果到了抗战的后期,大规模的复兴又再度出现在中国的后方。复兴浪潮在大学生中尤其显著,也借此带动了个别教会的复兴。

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战乱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中国的内战几乎立刻登场。战事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才停下来。期间教会的事工,基本上沿着抗战时期的不稳定光景。但是,信徒的属灵生命,却因而得到操练的机会。上主也在这个时期兴起许多工人,喂养这些信徒的属灵生命。除了三十年代的奋兴家如计志文、宋尚节之外,其他如王明道、倪柝声等,都是今日信徒耳熟能详的人物。中国教会因而在这个时期,逐步建立起牢固、坚韧的灵命,为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需要作出贡献。

共产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之后,华人教会就分成两个部分,各自发展。在大陆的教会,从此就面对一个以无神论、马列思想作为意识取向的政权。由于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与国策相悖,遂成了要接受改造的对象。坚持信仰立场的基督徒,在无神论的冲击之下,一再面对种种逼迫。宣教士碍于中国的政策,不得不陆续撤离大陆。中国基督徒只好独立面对这个崭新的局面。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之后,中国教会逐步销声匿迹,似乎已渐渐萎缩,甚至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更让海外人士担心,教会如何能够熬过这般折腾。然而,当中国再度开放之后,大家才惊叹上主作为的奇妙。祂不单保守了中国教会,胜过那火炼般的考验,而且信主的人数,急速上升。到了二十世纪结束时,一些估计认为:过去五十年来,中国大陆教会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一百倍,达到六千万之多!

由于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大批国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移居海外。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许多基督徒在内。海外的华人教会因而获得充沛的人力资源。复兴的浪潮也扩展到这些海外地区,教会的生命力因而大幅度提升。到了八十年代,许多定居海外的华人,经过多年的耕耘,开始积累起较为丰厚的人力及财力资源。因此,香港、台湾、新马、美加等地的华人教会,在二十世纪的后半部,皆经历了相当蓬勃的发展。这些教会也开始建立起较具深度的神学培训事工,并且开始投入普世差传的行列。华人教会的活力有效地发挥出来,成为了普世基督教会的一股新兴力量。随着中国的开放政策,海外华人教会也与大陆上的教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可以预见,这两股分割了二十多年的力量,一旦结合起来,必能为耶稣基督的国度结出更为佳美的果子。

复兴运动催生了宣教运动,宣教运动则推动了中国教会的建立。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可说是复兴浪潮下的教会。我们今天所继承的,原来是如此伟大的源流。先贤的心血,已为整个华人教会留下了美好的基业。如今,书写教会历史的笔,正握在你我手上。惟愿接下去的华人教会史更加璀璨,更荣耀上主的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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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教会,力量微弱,素质低落,是个不争的事实。掌管历史的主对教会的眷爱,也同样是事实。就在世纪交替的时刻,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烈火般的试验,福音事工也因此大步向前。严格说来,中华大地在十九世纪末只有中国宣教事工,并没有中国教会可言,因为所有教会的相关事务,包括行政、牧养、教导与其他附属的机构(如医院、学校等),都得依赖宣教机构的领导和支援才得以生存。然而一九○○年的庚子之乱,遂使这局面开始改观。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开始出现复兴气象。这股复兴与振作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下半部。 “庚子之乱”,就是“义和团之乱”。当时的暴徒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肆意攻击北京的外国使馆区,杀害洋人。由于针对外交人员的行动不易得手,暴徒的目标遂转向教会的宣教士及信徒。在清廷支持之下,暴乱蔓延到北京以外的地区。西方宣教士被杀的固然不少,更多的中国信徒也在这场动乱之中殉道。这些基督徒仅仅因为信奉基督而丧命,但他们在死亡威胁之下毫不动容,死难的信徒因而不计其数。教会在设施与人员方面的损失虽然极其惨重,然而“庚子之乱”也让中国教会经历了一场难得的清洗。那些一心只想吃教的人,从此对教会却步
。留下来的信徒反而更加坚定。而且,殉道者的血也为教会赢得了美好的名声。教外人士不禁要问:这个信仰的威力为何如此了不起,那些信徒何故竟然能为信仰从容就义,宁死不屈?教会内部也作出反省:一场针对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动乱,为何会波及信仰基督的群体? 在痛定思痛之余,教会觉醒过来,明白到必须珍惜上主的保守,竭力为福音打美好的仗,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国教会,方能避免重蹈覆辙。于是,教会在一九○七年召开的百年纪念大会上(纪念福音自1807年经马礼逊传入中国),认真地探讨了中国教会“自治、自养、自传”(就是所谓的“三自”理想)的课题。教会的事工开始有了清晰的方向。许多中国信徒也更愿意挺身而勇于承担福音使命的重任。教会内部也开始出现更新的气象。吃教的人少了,积极的信徒又认真了,教会事工也就火热起来。上主的手也开始施行奇妙的工作。 一九○八年,中国东北的地区,乃出现了闻名中外的“满洲大复兴”。一些堂会的聚会人数,突然增加两倍、三倍。祷告会中认罪的人比比皆是。讲道的人大得能力,信主的人直线上升。开始的时候,一些西方差会怀疑这仅是短暂的现象;到后来不得不承认,这一波的复兴确实是出于神特别的作为。复兴的
火花也蔓延到东北以外的地区。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布道运动。中国教会首度力图振作,勇敢地为福音作见证。这个刚经历了义和团事件洗礼的教会,从而也饱偿了上主赐下的丰收。 庚子之后的复兴,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又获得了额外的动力。满清皇帝逊位之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国诞生了。然而,“共和”始终是新鲜事物,而且是西方政治体制。许多人在不明究竟之下,不得不向身边的宣教士询问一些相关的细节。福音则与共和体制同样属于来自西方的新鲜事物,结果一时之间,基督教也成为颇受欢迎的时尚信仰。福音信息因而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支持。但是好景不常,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割据,很快便让中国再度陷入混乱。国人在探求出路的过程中,再度认定帝国主义是元凶。基督教始终无法摆脱与帝国主义关连的阴影。结果教会再度因为其西洋色彩,被国人视为阻挠中国进步的因素。 这个不幸的发展,起因是当时出现“新文化运动”。自从一九一五年左右,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定,中国的出路在于文化的改造。虽然他们提出的方案五花八门,但却普遍认定:与科学不符的及有违民主的事物,皆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主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学生**,使这新文化运动
的诉求达到了高峰。当日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正是与科学不符的典型代表,况且宗教讲究权威而贬抑民主,因而开始敌视基督教。这种反基督教言论,到了一九二二年演变为非议基督教的风潮。接下来,有规模、组织的“非基运动”(即非议基督教的运动)就从北京与上海爆发,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非基分子抗议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反对基督教的势力左右了国人的生活,甚至组织****,吓阻基督徒不得到教会聚会。其后,反基督教的言论,甚至将教会与帝国主义之间划上等号,令教会的处境日趋艰难,信徒的情绪更加低落。 面对这股风潮,教会有识之士乃奋起维护信仰的真谛。一方面,他们进行护教的工作,向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信仰与帝国主义无涉。同时,教会领袖也致力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会,务求让中国的基督教会,尽可能与西方色彩脱钩。中国教会因而展开大规模的本色化运动。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事情。另一方面,这运动承袭了上一阶段的三自理想,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教会的本土色彩从此逐渐加强。再者,这运动也是一种教会自我振作的努力,力求在压力底下克服困难,以使教会的生命力可以再度呈现。因此,“本色化”运动其实也是另类的复兴
运动。这个阶段的复兴努力,让教会熬过了非基的困扰,为接下来的大规模奋兴作好了准备。 到了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情有了新的面貌。国民政府瓦解了北洋军阀,结束割据的局面;并且在南京定都,把中国带进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开始了所谓的十年建设时期。政府的领导人对教会的态度也转趋友善,使过去的非基气氛顿时一扫而空。中国教会的领袖决议把握时机,拟议了一个五年奋进运动。计划从一九三0年开始,企图在五年之内,使中国教会在数量与质量方面能够倍增。运动的主题口号是“求主复兴教会,先复兴我”。五年运动,由统筹全国基督教事务的基督教协进会推动,涵盖的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协进会也为此而提供了各种各样需用的资源、材料、方案等,有计划地分区推进。教会的气氛立时改观,信徒的生命力也果然发挥出来。虽然在一九三五年的检讨中,数量倍增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教会的素质、信徒的水平,却肯定有所提升。 与此同时,在组织性的复兴运动之外,上主也在中国教会当中,兴起了许多自发性的复兴事工。最为人乐道的,就是著名的“山东大复兴”。这波复兴从一位欧洲宣教士简单而又扎实的信息开始,从山东地区的教会延伸到周边地区,尤其是华北、华中
一带。圣经的话语深深地激动了中国人的心灵,赢取了许多人归信基督。同一时期,其他个别的团体也被主大大使用,使福音信息在许多地区,引领大批群众悔改,也挑旺了大批信徒的灵命。源自上海的伯特利布道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其领导人计志文,连同宋尚节等,将基督的福音铭刻在国人的心中。复兴的火焰炽烈地席卷整个中华大地。这些自发性的复兴运动,加上协进会有组织的五年运动,为中国教会的历史,写下了美丽且又光辉的一页。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主,服膺于耶稣基督的名下;更多的基督徒重新立志,誓要为天国至死尽忠。复兴的火焰甚至也燃烧到海外地区。宋尚节所带领的复兴事工在南洋一带的教会中,留下了美好的足迹。在一些信徒当中,其影响历久不衰,直到如今。 主赐给中国教会这般的复兴,用意何在?许多人后来才体会到:上主的心意原来是要透过复兴,使教会作好准备,以面对接踵而来的苦难!中日之间的冲突,因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泸沟桥事件”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展开了长期抗战的安排,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政策之一就是号召全面追随政府一同往中国内地迁移,藉以保存实力,与敌人对抗。许多沿海居民也无意成为日本占领区的百姓。结果大批国人就搬到中
国的内陆与西部地区,当中也包括不少基督徒在内。内地的教会因而获得大批生力军。战乱之下的生活,生灵涂炭,朝不保夕,人心空虚,福音信息正好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命的意义与保障。结果到了抗战的后期,大规模的复兴又再度出现在中国的后方。复兴浪潮在大学生中尤其显著,也借此带动了个别教会的复兴。 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战乱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中国的内战几乎立刻登场。战事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才停下来。期间教会的事工,基本上沿着抗战时期的不稳定光景。但是,信徒的属灵生命,却因而得到操练的机会。上主也在这个时期兴起许多工人,喂养这些信徒的属灵生命。除了三十年代的奋兴家如计志文、宋尚节之外,其他如王明道、倪柝声等,都是今日信徒耳熟能详的人物。中国教会因而在这个时期,逐步建立起牢固、坚韧的灵命,为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需要作出贡献。 共产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之后,华人教会就分成两个部分,各自发展。在大陆的教会,从此就面对一个以无神论、马列思想作为意识取向的政权。由于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与国策相悖,遂成了要接受改造的对象。坚持信仰立场的基督徒,在无神论的冲击之下,一再面对种种逼迫。宣
教士碍于中国的政策,不得不陆续撤离大陆。中国基督徒只好独立面对这个崭新的局面。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之后,中国教会逐步销声匿迹,似乎已渐渐萎缩,甚至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更让海外人士担心,教会如何能够熬过这般折腾。然而,当中国再度开放之后,大家才惊叹上主作为的奇妙。祂不单保守了中国教会,胜过那火炼般的考验,而且信主的人数,急速上升。到了二十世纪结束时,一些估计认为:过去五十年来,中国大陆教会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一百倍,达到六千万之多! 由于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大批国人在一九四九年前后移居海外。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许多基督徒在内。海外的华人教会因而获得充沛的人力资源。复兴的浪潮也扩展到这些海外地区,教会的生命力因而大幅度提升。到了八十年代,许多定居海外的华人,经过多年的耕耘,开始积累起较为丰厚的人力及财力资源。因此,香港、台湾、新马、美加等地的华人教会,在二十世纪的后半部,皆经历了相当蓬勃的发展。这些教会也开始建立起较具深度的神学培训事工,并且开始投入普世差传的行列。华人教会的活力有效地发挥出来,成为了普世基督教会的一股新兴力量。随着中国的开放政策,海外华人教
会也与大陆上的教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可以预见,这两股分割了二十多年的力量,一旦结合起来,必能为耶稣基督的国度结出更为佳美的果子。 复兴运动催生了宣教运动,宣教运动则推动了中国教会的建立。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可说是复兴浪潮下的教会。我们今天所继承的,原来是如此伟大的源流。先贤的心血,已为整个华人教会留下了美好的基业。如今,书写教会历史的笔,正握在你我手上。惟愿接下去的华人教会史更加璀璨,更荣耀上主的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