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课 普世差传二千年／曾锡华

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使徒行传》记载了基督徒在众使徒带领下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直传至罗马帝国的首府罗马城。但差传的大使命仍未完成，在主后的两千年中，救赎的主继续在万民中施行拯救，神国度将扩展到各国各族；在每一世代当中，也有基督徒愿意付出血汗，甚至生命来遵行基督交托的使命。以下是从福音传播及教会发展的角度来叙述接近两千年的差传历史。

我们可简略将基督信仰的差传历史分成四大部分：早期的宣教(30～1500)、现代西方殖民扩张的宣教(1500～1900)、改变的世纪(1900～2000)及普世全方位的宣教(2000以后)。

基督教起首的三百年是扩展迅速的时期，福音由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传遍整个罗马帝国——东起中东，西至英伦三岛，南及北非洲地中海沿海地区，北至南欧各地。基督教也从一个地下非法信仰发展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文化角度而言，基督教信仰更从犹太文化过渡至希腊、罗马文化。福音能快速传开的原因包括：罗马统治下的法治与安定和平、希腊语作为帝国的公用语言、安全可靠的道路网络等因素。

罗马帝国早期曾**逼迫基督徒及禁止教会聚会，基督徒亦因此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甚至要到晚间在地下墓园中才能聚会，但信徒的宣教热诚从没减退，福音不断广传，以至帝国的四极。这段时期，基督徒最有力的见证乃是彼此相爱、主里的喜乐、甘愿为主受苦及传福音时常有治病、赶鬼等神迹伴随。

三一二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e)在战场上经历基督帮助的神迹，战胜敌人并成为罗马帝国的君主。最后他不单归信基督，更在三一三年宣布信仰包容法案，基督教因此成为合法宗教，至终更成为国教。自此基督徒便能公开信仰、自由布道及抄写圣经，基督教会更渐渐成为权贵的中心。教会虽然不再需要挣扎求存及冒险传道，但却面对新的问题。教会的注意力转向神学系统的建立及哲理学问的分析，结果在不觉间神学争辩便取代了差派宣教士到境外向其他民族传道的教会使命。

“基督国教”(Christendom)的理想乃是一个广大、合一、超国界的基督徒社会。简单而言，宗教信仰与文化是一体的，因此政教不分，在政治及社会上两者互为利用，因此也带来信仰、文化与政治效忠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国教制度对该国教会而言尚有一定好处，但对宣教而言却是极大的拦阻，因为福音的使者与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过分地亲近，跨文化福音见证因此跟政治及文化侵略结下不解的关系。在这种政教关系下，宣教与武力侵略结合，宣扬和平福音与战马、利剑竟成盟友，这种荒谬的结合也是这段历史的事实。

当罗马人成为福音已得之民后，他们却没有将福音传给塞而特人、哥特人及其周围的民族。结果神便兴起这些野蛮民族，叫他们入侵罗马帝国，甚至攻陷罗马城，迫使罗马帝国将首都东迁至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并放弃了帝国整个西部地区。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期，基督教修道院开始兴起，当教会只专注于牧养会内信徒的时候，修道院便成为差传基地及宣教士训练学校，直至十六世纪，改教运动(Reformation)以前，修道院及修道士在差传及信仰传播工作上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虽然罗马教会没有派宣教士向这些野蛮民族传福音，但结果他们却因所掳的罗马信徒的见证而归主。相同地，住在爱尔兰(Ireland)的塞而特人亦因被他们从英格兰(England)掳回的基督徒的见证而归主。最后藉着塞而特人的宣教士，今天的法国(France)地区亦归向基督。至此整个欧洲除了北欧的维京人(Vikings)以外都成为基督教地区。

主后第七世纪期间(622年)，伊斯兰教在中东阿拉伯地区崛起，并且迅速扩展到北非，甚至进入西班牙(Spain)南部白种人当中，自此伊斯兰教便成为基督信仰传播最大的拦阻。七七五至一三○○年是伊斯兰教的成长期；在这段时期，伊斯兰教不断向远东及亚洲发展，而欧洲的基督教社会则陷入了黑暗时期之中。

维京人是北欧的野蛮海盗民族，他们不单横行北海，更经常南下掳掠英伦三岛、法国，甚至连远达地中海的各个沿海城市。维京人凶残暴虐成性，杀戮众多，甚至连本族妇女亦会被卖为奴。但奇妙的却是维京人主要是藉那些被他们掳去的基督徒少女的见证而得医治一样(参王下五章)。至此全欧洲先后成为基督教地区。

这时基督教会分为东、西两大阵营，西边是罗马教皇控制的西方教会(至终**成为今天的罗马天主教及基督教)及东面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衍生为今天的希腊(Greek)及俄罗斯(Russia)东正教会]。但因伊斯兰教的兴起及扩张，基督教东进及南向无门，加上西向大西洋，因此基督信仰被困于欧洲多个世纪。

因为当时基督教会是欧洲的国教，基督信仰国家与异教国家壁垒分明，信仰与政治及民族效忠便化成等号，更可悲的就是宣教也变成殖民侵略及政治扩张的借口。由罗马教皇及欧洲一些皇族所组成的“十字军”东征便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的口号是要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圣地的控制权，高举的也是十字架的旗帜，但我们绝对不能将这几次“十字军东征”当作差传宣教事工，因为“十字军”所作的绝大部分是杀戮掳掠，并没有将神福气及恩典带给当地的人民，这是与差传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十字军”当中也许有一些是错用热心宣教的人，但不少历史学家指出“东罗马帝国”[今天的土耳其(Turkey)]最终失陷于伊斯兰教军队的最主要原因乃是“十字军东征”的结果。

“十字军东征”虽然在中东没有带来长久的改变，但那些归回欧洲的军人却把东方先进的艺术、建筑及文明等新知带回欧洲，一方面在社会中引发起文化复兴运动，另一方面在教会中亦引起一些人对伊斯兰教**传福音的负担，例如那时成立的圣法兰西斯修道会(SaintFrancis)便有很多修道士前往中东地区作宣教士。只可惜那时在罗马教皇领导下的西方教会已腐败不堪，不单对差传没有多大兴趣，甚至道德及信仰亦败坏到极点，至终西方教会的改革运动亦于十六世纪初爆发，自始教会在注意力转向教会内部的改革、重建圣经的权威及教义的重整。

《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安提阿教会后来成为基督教的一个主要基地，更衍生成说叙利亚的东方教会(亦称叙利亚语教会)，因为在语言、文化及政治环境上(波斯帝国)与西方希罗文化的教会大不相同，所以两者常有纷争，至终**。东方教会长期活在异教政权之下，基督徒不单是小群，更经常受到逼迫。虽然如此，他们在宣教方面却有一段辉煌的历史。他们在没有政权及刀剑保护下，竟曾将福音传至波斯(Persia)、印度(India)、斯里兰卡(SriLanka)、阿富汗(Afghanistan)，以至蒙古、西藏及中国内地。首先将福音传至中国的大唐景教就是此教会传统所差派的宣教士所建立的。叙利亚教会属于圣多马派(SaintThomas)的宣教士则从水路将福音传到印度及更远的地方。涅斯多流派(Nestorian)则藉陆路将福音经中亚地区传至中国,只可惜这些工作未能传留至今。根据此传统的记载，使徒多马曾将福音传而印度南部，并建立了今天尚存的教会。

十六世纪是欧洲进入现代的时期，也是欧洲人开始四出搜索世界及殖民扩张的时代。基督信仰随着欧、美文化也被带到全球每一角落，基督教会才真正成为一个普世信仰群体。

十六世纪初，那时初生的更正教会在罗马天主教的围堵及连绵几十年的战争中一直处于挣扎求存的情况，实在无力推行宣教事工。再者那时天主教国家控制离欧的陆路及海权，基督教除了北方以外也发展无路，所以在改教运动的以后两百多年间，基督教的差传工作除了重浸派及一些小群体的移民宣教外，基本是原地踏步。对比天主教却在这两百年间差出宣教士远至亚洲及日本，随着哥伦布(Columbus)发现美洲新大陆，天主教的宣教士便随同欧洲的殖民军队将整个南美洲变成天主教的地区。

在这段时期中，基督教宣教的困局除了政治、地理因素以外，更大的欠缺乃是没有招募及培训的差传架构。因着过去教会的错失，基督新教的改革者废除了修道院及修道士的制度，但自中世纪以来，修道院及修道士却是差传基地及宣教士训练的学校。可惜的是旧的架构废除了，但却没有建立起新的架构，结果差传事工停滞、宣教士的招募、培训及差遣无人负责，整个基督教差传事工便停顿下来，这情况要等到现代差会的成立才得以改变，基督教才能再次全面投入差传的工作。

宣教事工被忽略的更大原因乃是宣教神学上的忽略及错误，当时教会改革者如马丁·路德(MartinLuther)、乌尔里克·慈运理(UlrichZwingli)及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等都极少提及海外宣教，教会亦普遍认为初代使徒已完成大使命，所以与当时教会无关，假若基督要其他民族信主，他自有办法，不需我们担忧。

随着欧洲基督教国家如英国(UnitedKingdom)、荷兰(TheNetherlands)等国的兴起及夺得制海权，基督教的传道人也随着本国军舰、商船及殖民周游世界、散布各地。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宣教士，只是随军牧师或是殖民地牧者，因为他们工作的对象仍是本国本族的人，绝少向本土人传道，但无论如何基督教经过在欧洲超过十五世纪的发展，终于冲出本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普世性信仰。

在这期间，有三件重要的事发生了。首先就是基督教国家殖民地的建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美洲及大洋洲的英语殖民地的建立，这些地区至终独立成为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在欧洲基督教会衰微及差传热诚减退时承接成为近代基督教普世差传主要基地。

其次就是莫拉维亚(Moravia)的移民宣教运动。这批移民是一群希望不受当时教会制度及仪文控制，能够自由随从圣灵带领敬拜的信徒，因为他们反传统的作法，所以同时受到天主教及更正教的逼害，结果他们逃到莫拉维亚地区，得到亲岑多夫(Zinzendorf)男爵的庇护，在他的领土中耕种及敬拜。他们在一七三二年经过十天禁食祷告后，领受了大使命的异象，组成差会，展开普世宣教运动。这一小群信徒在往后的一百五十年中，差出超过两千位宣教人士到六大洲传福音建立教会，他们的工作对普世差传大业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就是属灵能力的重建：先后有欧洲的敬虔运动、英国的清**运动、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的圣洁及布道奋兴运动。这些属灵复兴运动为要来的现代宣教运动在人力及灵力上打下必须的基础。从宣教历史中，我们看见属灵运动与差传运动是双生子，有灵里的复兴而没有带来教会更大差传的工作，这不是真正的祝福，往往带来教会的破坏及纷争，甚至**。但差传运动没有属灵的复兴只是人的作为，不能建立长久蒙神喜悦的工作。

到十八世纪末，欧洲的国家经过工业革命的改变，国力突飞猛进，藉着经商、殖民及军事霸权，西方世界有席卷全球之势，好像英国建立了日不落的帝国，也建立了一个全球的通讯及交通网络，无意间为宣教消除了不少险阻及开通道路。欧洲的商人及殖民地的官员往往也将全球各地的民族及社会情况写成书本传回欧、美等地，这些喜讯让各地教会及信徒知道各民各族的情况及需要。

这时神在一位英国修鞋匠的生命中动工，他就是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理(WilliamCarey，1761～1834)，他虽然出生贫寒，但好学不倦，除了勤读圣经以外，亦喜爱阅读世界各地的民情风俗，十八岁的时候，他成为浸信会的平信徒传教师。克理在一七九二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清楚指出大使命对当代的教会及信徒仍然有效，更指出使用特别的“方法”来促进宣教工作是合宜的，克理所指的“方法”就是成立差会专责招募及差出宣教士的组织。结果同年五月英国浸信会成立更正教第一家国外差会，并将克理一家差往印度宣教，同时开展了波澜壮阔的近代宣教运动。克理的贡献有三方面：宣教神学的突破、异象及资讯的分享及差传架构的建立。在以后的二三十年内，欧美各地的基督教各宗派及教会都纷纷成立差会，并差出宣教士到世界各地。

十九世纪上旬成立的主要是宗派差会，例如浸信会、长老会、公理会等，这些差会通常在海岸地区及大城工作。在世纪的下半旬，神也兴起不同的独立信心差会(超宗派，因此也没有确定的依靠)，例如：戴德生(JamesHudsonTaylor)建立的内地会(1865)、宣道会(1887)及非洲苏丹内地会(1893)等。这些新兴差会的工场往往是内陆、福音未达之地。

从宣教事工而言，十九世纪是欧洲及英国主导的世纪，这也是欧洲各国称霸世界舞台的时期，西方的国势及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及成就，西方人对自己的基督教文化有近乎骄傲的自信，觉得西化就是进步与文明，所以应该推广至全世界，其他民族的都是落后与不文明，是应该被取代及放弃的。一方面基督教乘着西方文化扩展的浪潮传到世界各地，但不觉间宣教士也成为全球西化的最大推动者。不幸的是，在西方国家强权侵略的人民眼中，基督教宣教士也被视为殖民帝国主义的帮凶，基督教被看成文化侵略的工作。虽然如此，福音总被传开，教会在各地被建立起来。

自教会改革运动以来，女性在教会事工参与的机会因着改革者对天主教的独身理想及修道院制度的排斥而减少，女性只能在自己的家庭中服侍，妇女在教会中是没有任何工作机会的。因为当时世界很多地区是男女不相往来的，所以便需要女性宣教士在女性当中工作，这样同时也为女性事奉提供一条出路。一八六一年“美洲妇女联合差会”(Woman’sUnionMissionarySocietyofAmerica)正式成立，也标志着妇女宣教运动的开始。在近代宣教史中，假若将宣教士的妻子也计算在内，女宣教士的人数肯定是超越男性的。

卫斯理的圣洁运动及追求属灵进深的奋兴运动，对当时提升及鼓励妇女参与公关事奉有极大的帮助。当女性发觉属灵生命长进及圣灵的充满是不分性别的时候，也促使更多妇女参加普世宣教工作。北美复兴运动不单在提升妇女地位及事奉上有贡献，也是叫十九世纪成为伟大的宣教世纪最重要的原因。美洲第二次大复兴(TheSecondGreatAwakeninginAmerica，1776－1810)及世纪中的德怀特·慕迪先生(Mr.DwightMoody)在英美两地所带领的奋兴运动，不单提高教会的灵性及宣教的异象，更实际地挑战无数优秀的基督教年轻人投身普世宣教的事工。

到了十九世纪末时，因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世界变得愈来愈小；随着人口的迁移，世界变成地球村，但同时国教制度下的欧洲教会正逐渐衰落，宣教在二十世纪面临极大的挑战。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欧洲教会因受自由神学及理性主义的影响，属灵情况日渐衰落，宣教事工的领导地位渐由北美福音派教会取而代之。二十世纪的上半部，欧洲经历两次大战，西方所谓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神话完全破灭，世俗主义的兴起，再加上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欧洲教会不单不再是主要的宣教士差派基地，欧洲进入后基督教时代，再次成为福音宣教的工场。

二十世纪初叶，因为两次大战及种种原因，各地宣教士将更多责任交付本土传道人，同时本土的独立教会运动也在不同地区伴随奋兴运动而兴起，中国教会的建立就是一个好例子。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欧美的基督教会明显衰退，而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教会却大幅增长。因为传统宗派在宣教事工上的大倒退，二十世纪见证了福音派及灵恩派在差传运动中的冒起。

二十世纪下半期是苏联(U.S.S.R)及以美国(U.S.A)为首的西方国家冷战时期，再加上中国共产竹幕的形成及欧洲前殖民地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抗拒宣教士入境的政策，宣教士可以自由传道的地区大幅萎缩，普世宣教的工作真是困难重重，不少传统宗派甚至不再支持宣教事工。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及宣教困局，也引发了宣教事工的反省及研究，新的宣教理论及模式如创启宣教、10/40之窗、整全事工策略、“未得之民”、伊斯兰群体中的差传及植堂策略、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等次第兴起，为二十一世纪的普世差传事工提供了多元化的发展。

同时亚、非、拉三洲教会在这段时期蒙神的恩典，开始参与普世差传的工作，当中南韩(SouthKorea)、南美及南亚的教会可谓急起直追，普世华人教会，包括中国大陆及海外的，在这段时期特别蒙神赐福，无论人数及实力都有空前的长进。随着亚、非、拉三洲教会的兴起，宣教再不是单向的由西方教会传到各地，而是由不同地区民族的教会传给所有地方的人，基督教也不再是西方的信仰，而是一个普世性的信仰，这也是“近代宣教运动”的成就与贡献。基督教信仰生于犹太世界，长于希腊、罗马文化社会，后转移到欧洲，以至美洲等地，现在基督教会也正经历第三次的整体性文化改变。

二十世纪是一个转变的世纪。二十世纪末期所发生的事：苏联的解体及后共产世界的出现、中国的崛起及经济开放政策、美国“九·一一”事件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叫二十一世纪的宣教工作充满变数及新挑战。在一个经贸全球化、道德多元化、贫富悬殊、充满苦难及危机的世界，差传事工必须要“道成肉身”、全民参与、全人关怀、藉福音大能改变生命、文化及社会的事工。历史告诉我们，基督信仰的广传及教会的建立那是无数委身基督大使命的宣教士及信徒为拯救万民付上生命代价而成就的。在未来的世纪中，普世宣教的成败仍在教会是否能培育出一群这样的宣教士及门徒。

一、“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与“胸怀普世”是否互不形容呢？

二、基督教成为国教，你觉得是祸、是福呢？

三、社会文化服务与布道植堂两者有什么关系？你觉得孰轻孰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