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课 福音与中华／林安国

本课先讨论最早期来华的宣教团体，及其差传工作的成败，然后分享普世华人如何负起宣教广传福音的责任。

远在主后七世纪，基督教的涅斯多留派，已有宣教士来中国传教，他们以景教为名，工作了二百一十年，可惜只是昙花一现，便在中国宗教历史舞台上失去踪迹。传教事业在中国停顿了六个世纪，天主教才派宣教士东来，经数百年的辛苦耕耘，终显成果。他们的策略及方针，颇值得参考。

一般来说，基督教(改革宗)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始于罗伯特·马礼逊(RobertMorrison)。当十九世纪初，满清政府闭关自守，马礼逊历尽艰苦，打开中国福音的门户，下面我们会将这三个时期的差传情况分别讨论。

主后一六二五年，中国明朝时代，在长安发掘出一块石碑，高三公尺、宽一公尺、厚三十厘米、重二千公斤。碑上写满中外文字，是为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碑深具历史价值，将基督教来华的年月推早了一千一百七十二年。换句话说，主后六三五年，涅斯多留的传教士已踏足中国。

景教，意即光明灿烂的宗教，可能取义自“耶稣是世界的光”,景教另名大秦(波斯)景教、波斯经教、弥赛亚教等。景教乃初期教会之异端，起源于涅斯多留主教(Nestorius)因此称涅斯多留派。主后四三一年，以弗所大会定涅氏的信仰为异端，禁其传教，并将之放逐埃及(Egypt)。他的信徒逃到波斯发展；后来他的**再向东移，进入中国。

景教乃由其教士(当时称僧侣)阿罗本等六十八人，先后传入长安及十数城市，时为主后六三五年(唐太宗时代)。主后八四五年(唐武宗时代)景教被禁，一共流行了二百一十年。

景教碑的建立，乃志颂景教之兴旺。按碑文记载，景教流传快速广速，为唐太宗、高宗赏识，于两朝五十年间，准许建寺(教堂)于诸州及翻译基督教经典。阿罗本宣教士又被朝廷封为“镇国**主”(佛教用语)。

主后八四五年(唐武宗时代)，皇帝崇尚道教，定为国教，罢黜其余一切中外宗教，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所，没收一切宗教的田地及财物，把铜铁佛像熔化作钱币及耕具，又下令二十六万五千僧尼还俗，驱逐所有外国传教士。景教经这逼迫退出后，一蹶不振，日趋衰微，终而销声匿迹。

总括景教宣教的方法如下几点：

(一)从上而下的路线：与皇帝官员往来，藉此而得宣教之使。

(二)本色化：

1．教名本色化：景教名字起源于景星，有光明之宗教及端祥之兆的含义。

2．教堂本土化：有帝王、将领的肖像及皇帝大官的题字等。

3．教义本色化：为亡灵祷告，以示孝道。

4．用词本色化：借用道佛词语，称真神为真主，天国为帝山，教堂为寺院，教士为僧侣。

(三)救济工作：着重救灾救难的社会工作。

(四)参政活动：与帝王及官吏过从密切，因而没有与政治分离，需靠当权者支持。

景教的失败，相信是神伸手禁止这异端在中国流传。从其政策方面来看，景教失败的原因如下：

(一)政教混合乃不当之策：单靠取悦于皇室、官宦，没有人民普遍的接受支持，教会兴衰，全系于王朝，可谓不智。

(二)由于景教太重本色化，失去了基督教的独特性，圣经真理是绝不能更改，也不能因本色化而降低标准。

(三)宣教士为讨好当地人，助译佛经，造成宗教混乱。

(四)信徒多因救济而来，禁令一下，逼迫一到，便消踪灭迹，鸟兽四散。

最早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宣教士是方济各会(Franciscan)的孟德高维纳的约翰(JohnofMonteCorvino)。他于元朝时代(1292年)，被教皇尼古拉斯九世(NicholasⅨ)派往中国传道。初时倍受中国各教攻击，但因元朝采宗教自由政策，而且他得皇帝信任，经过十一年的努力，终于在北京建立了两座教堂，会友六千。他又收留了一百五十个孩童，训练他们事奉，协助传教。一三三〇年他去世时，中国已有十万天主教**。五十年后，元亡明兴，汉族重建天下，驱逐外国宣教士，天主教宣教事工遂停顿下来。

一五〇〇至一七五〇年间，天主教再度东来。最成功的天主教宣教机构要算是罗育拉(Loyola)创立的耶稣会。短短两百多年间，他们在中国设立了四十二个宣教站及一百五十九座教堂。一六一七至一六五〇年，信徒由一万三千增至十五万，一六**年更增至二十三万七千人。

耶稣会最著名的宣教士有以下几位：

一、沙勿略(FrancisofXavior)

沙氏在印度(India)很成功地工作了七年，无数的人因他受了洗。他本打算转去日本，但日本人问他：“若你的信仰是真的，为什么中国人不信你所传的道？他们是一切智慧之源啊！”这一刺激，遂使沙氏决意向中国进军。

他想尽千方百计，拟循正途或旁路进入广州，继而想偈见皇帝。可是他在广东海外的上川小岛等了一年，仍不得其门进入中国，失望之余，于一五五二年终，患高热病，孤独死于上川岛一块大石上，遗下的简陋衣具给人窃去。他的死讯激起了信徒很大的悲哀，但也挑起了无数宣教士的心，继其遗志，进军中国。

二、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

利氏的上司华利兰利(Valignani)很有负担向中国传福音，曾在澳门，面向大陆，含泪向大陆呼喊：“顽石啊！顽石啊！你何时开启？”

利氏进入中国，是先以西文珍贵的礼物，买得两广总督的人情，得以在广州、肇庆、韶州一带居住，传教建堂。工作初时遇到极多的困难，然而利氏有无限毅力忍耐，不断奋勇工作，慢慢把工作进展到南雄、南昌、南京，最后到达北京。

利氏的传教方式乃是以学者之身分出现于上层社会，以学术及教义讲解吸引信徒。最著名的信徒有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及杨廷筠等，这三人被称为早期天主教三台柱。

一六〇一年，他抓到机会将钟表及风琴等呈献给明帝万历，虽然他不得观见皇帝，但仍获准居留北京。后来他在历法及天文方面对朝廷有功，皇帝封他及同工为钦天监，是最早担任官职于朝廷的外国人，由是开了先例，以后任官职者继有汤若望(J.A.Schall)及南怀仁(F.Verbiest)，都是天文学者，又是天主教的传教士。这样的身分给利氏等人开了传道的门及影响力，使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各地旅行传道通行无阻。在短短的几年间，领了约二十五万人归入天主教。

天主教在华宣教所以成功，最重要之因素在于宣教士之委身。他们彻底奉献，把自己全身、全心和毕生交给主，直到死在异乡，没有一点保留，没有一刻回顾。

此外他们有良好的学术训练、团结，再加上熟悉和尊重当地文化，着重造就本地人才等，都可做为日后宣教士的借鉴。

当然他们有些手段不合理，如送礼贿赂、偷渡入境、讨好大官学者、过分宽容习俗等。但整体而论，他们的宣教事业是有果效的。

家庭及教会的宗教教育，能培植一个伟大的宣教士。马礼逊生于基督化家庭，自小背诵圣经，十二岁时能将《诗篇》第一一九篇背诵无误。他一度生活放纵，但很快就醒觉过来，生命起了改变，发奋读经祷告，辛勤工作。每当工作的时候，常把圣经放在一旁，边看边做，此后还有奉献心志，愿意受训往海外宣教。神在他受训期间，把中国的异象给了他，他接受这个巨大的挑战，说了一句感人的话“我们此去，必须先有视死如归的决心。”这种决死的心成为他后来在中国克服困难的力量。

马礼逊于一八〇七年自英经美到达广州，当时满清政府闭关自守，严拒“洋”人入境，只准东印度公司属下的商人进入广州，而且甚多禁令，政府更下令，凡教外人中文者，需处死刑。马礼逊千方百计进入广州后，节省开支，租了一货仓的下层，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伟大宣教事业。

他入乡随俗，穿戴中国服饰，蓄长辫子，吃中国菜，秘密用功学中文。一位天主教**不顾性命，教他中文，助他译经。但是因为他是宣教士，东印度公司为了维护贸易，不愿承担他居留广州的风险。为免被驱出境，他不得已加入东印度公司为译员。这决定与他宣教的心志相远，差会也不谅解。他在给差会的信中，有以下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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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受聘印度公司同一天，与玛利莫顿小姐(MaryMorton)结婚。但因清廷规定，妻子必须留在澳门，而公司却要他至少半年居留广州。夫妻长久两地相隔，是早期宣教士须付出之代价。马夫人体弱，长子出生即告夭折，她的身体每况愈下，终于一八一五年离澳返英。此去一别六年，直到一八二一年才返澳门团聚。可是返澳不久，马夫人便因病死亡，葬于澳门，留下一双儿女，马氏经此打击心灵创伤极大。次年，同工威廉士·米怜(WilliamMilne)又死于马六甲(Malacca)，使他更是伤痛。但重重的打击，使马氏在悲病中操练得更坚强忍耐，一生没有退缩，至死忠心。

马礼逊研究中文，翻译圣经，颇有成就。可是当时购买中文书，学习中文及印刷中文，都为清廷严禁。马氏不理禁令，一八〇八年写完《华语初阶》，译成《使徒行传》，以木版刻字印成。次年他又出版《路加福音》，一八一二年出版《真道问答》，一八一三年译完全本新约，一八一九年完成全本圣经，一八二二年他又编印六卷《华英字典》等。他与同工米怜博士于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训练宣教人才，协助传福音，并在当地出版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MonthlyMagazine)，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起初此报每月只印五百份，后增至两千，由梁发负责把福音小册子按时一同分送。从以上的成果，可以看到马氏的恩赐，他是一位多产的译作家。

马氏一生带领信主的人不多，第一个是蔡高，马氏为他洗礼，不断为他祷告，望他成为将来大收成的初熟果子。第二个名梁发，后来献身做了中国第一位牧师。马氏因体弱多病，一八三四年死于澳门，离世时只得著中国信徒三四位，但他却在中国打开了一条福音的大道，是中国基督教宣教运动的先锋及鼻祖。

一、请针对以上几项华人差传的弱点提出补救的方法。

二、华人在超越文化差传工作上有什么便利之处？

神在圣经中多次清楚指示我们：教会不能满足于接受福音与享用神丰盛的恩典。一棵果树若只是肥壮茂盛，没有果子，便失去存在的价值，不能满足主人的要求。华人教会领受了福音，若只是满足于灵命扎根、组织完善，与建教堂、训练传道人等，仍未能达到主的要求。

安提阿人接受了福音后(参徒十一19-23)，教会建立，渐渐成长(参徒十一24-26)，不久便起来差传(参徒十三1-3)。腓立比人接受福音后(参徒十六13-15)，在吕底亚的家成立教会(参徒十六40)，渐渐有了组织，设立了监督及执事(腓—1)。但他们不停在这个阶段，更差派了以巴弗提出外作宣教士(参腓二25，四18)。

感谢主，神在过去的年日中，已把华人教会推向海外福音工作，其实早在华人教会还没正式成立差会以前，神已差派很多信徒往海外去建立教会。以下我要告诉大家几个故事。

印度洋某岛上有这样的故事：一个新娘从广东梅县嫁往毛里求斯(Mauritius)，这女子是基督徒，嫁入未信主的夫家，多方受压，可是仍勇敢向人见证，努力传扬福音，带领儿女亲友信主爱主。后来时机成熟，便与当地信徒成立教会，发展圣工，聘请传道人，继而把异象扩大，到别的城市开拓新的福音站……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Sumatra,Indonesia)：一李姓卖布匹的山东信徒，因经商关系返往印尼。起初他趁沿途逐户兜售之便，打探当地信徒踪迹，找机会散发单张和传福音。过了一段日子，他与数位信徒举行聚会，建立了教会。

第三个故事发生于美国(U.S.A)；一学生到美国留学，离港前曾祷告求主保守，免在异地失去信心，并使用他作施福的器皿。到了美国，他先到白人教会聚会，后来又参加西国同学的校园团契，只是看到学校里中国同学和唐人街的中国人甚多，心想为何不向他们传福音呢？于是他接受短期个人布道训练，在校园中向中国同学传起福音来，继而又组织查经班。毕业后他获准在美居留，因为看见查经班接触的对象有限制，便在家中开设家庭聚会，向不同年龄阶层的华人传讲福音。后来有点发展，又在华人聚集的地方租了一所学校，成立教会，查经班的同学也来参加，合成了一个很有活力的教会。

以上的信徒并非宣教士，他们因环境而分散，把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工作与宣教士相似，可说是宣教工作的先锋。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利下撒马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徒八4、5)“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徒十一19、20)

这两节经文，说到门徒因分散而广传福音，是否也可用来形容我们华人的差传方式？华人教会向外差传，并不是出于牧师或布道家的倡导，也不是出于领袖或差传学者的高见。从华人分散的历史大局来看，情况正像初期教会一样，在背后计划及推动的是神自己，目的是为广传福音。

王永信牧师认为，华人信徒向内陆迁徙或向海外分散，都是神的旨意。他说：“沿海大都市的生活程度较内地为高，所以沿海的基督徒很少愿意到内地生活或传道。但是内地广大的人口需要福音，教会需要建立得更深更广；于是神允许战争来临……这些基督徒因着分散，将教会建立在内地很多地方，华人教会于是因分散而广传。”

关于华人散居海外，王永信牧师说：“今日神把一个双重的责任交托给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教会。第一方面的责任是带领普世华人归主，但我们也相信神同时给我们第二个责任，叫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就向当地人传福音。”

现在海外约有八千多家华人教会，成立的因素多如上述，这岂不是神的手在计划推动吗？

上文提及神分散华人信徒出去传福音，是为非正式的差传。华人教会最早期的正式差派，要算中国圣公会。早在一八八四年，中国圣公会首次派遣一位宣教士赴韩国，翌年在韩国成立教会。由此可见，华人差传较许多西差会之成立为早，可惜这些工作后继无人，也没有多大影响。到了数十年前，华人差传事工才略有成绩，差会一家接一家成立，连同作差传的教会在内，差会已近两千多家；宣教士也从数个跃升为目前约一千人了。

华人差会的重点，现在仍集中于同文化及近文化，这是个必须的步骤，但决不可永远停留在“耶路撒冷及犹太全地”，应该也顾及“撒马利亚及地极”。因为这是庄稼主人的目标，也是神在大使命中给我们的疆界。

目前已有很多华人宣教士加入西差会，往异文化的地方工作，有些加入非洲内地会(AfricanInlandMission)，在非洲工作；有些加入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WycliffeBibleTranslators)在未有文字的部落传福音。这是华人教会在差传上向前踏进一步的明证。

这些差会以中国沿岸大城市为据点，向中国内地传福音。例子有一九一八年蔡苏娟女士发起的中华国内布道会，往云南、黑龙江一带传福音。

1．一九六一年郑果牧师在菲律宾灵惠堂成立灵惠差会，主要工场是菲律宾(Philippines)，此外也略作别的亚洲国家和越文化的本土人工作。

2．一九七二年香港希伯仑堂成立希伯仑差会，派遣宣教士到东南亚及北美等地传福音及建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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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差会如海外基督使团(OMF，前身为内地会)、国际事工差会(SIM)、非洲内地会(AIM)、威克理夫圣经翻译会等都有不少人宣教士加入，也着意在亚洲设立办事处及设立华人征召部门。特别是海外基督使团，因过去戴德生(HudsonTaylor)宣教士及内地会的关系，他对中国的爱，感动了不少华人回馈西文宣教士的爱。

我们切不可忽略这一环差传的力量，虽然华人教会多未组织差会，但却多设立差传委员会和差传基金，支持差会及海外宣教有些也透过西文差会，支持中西方宣教士。

综观华人差会成立及工作的简史，便可知道华人的差传事工仍在起步阶段，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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