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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课 政治与社会

21世纪基督徒装备100课 by 黄子嘉等

当我们彼此交换意见时,很容易便意识到自己正在讨论着一些政治的议题。但是,当人问我们什么是政治时,却发觉不容易找到一个理想的答案。或许政治是一些容易体会,却是不容易言喻的事物。然而,政治倒也涉及国家对社会治理的好些具体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白,在人类的社群中,神给政治的权威定下了积极的角色。耶稣也曾经说过:“恺撒的应当归给恺撒,神的应当归给神。”(可十二17,编案:本文经文引自《《新译本》》,下同)而保罗更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一至七节指出:“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想不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会得到称赞;因为他是神的仆役,是对你有益的……所以你们必须服从……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因此……应当纳税的,就要给他纳税;应当进贡的,就要给他进贡;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至十七节也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的制度,无论是至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官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藉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要……敬畏神,尊敬君王。”

由此可见,新约的作者都教导教会(本文“教会”与“信徒”两词可互换使用)要接受政治权威的管治。但是,他们并不是教导教会要无条件地接受管治。因为他们都是要求统治者要“赏善罚恶”,不要使行善的,却要使作恶的惧怕。如果为政者并没有秉行公义,却是倒行逆施,屈枉正直,那教会便要承担起先知的职分,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向当政的提出信仰的要求,甚至宣告神的审判。而教会更要按着实际的处境,决定应否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谋求更接近公平的施政。或许在某些情况下,教会要对施政的说:“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徒四19)并实行非暴力的抗争。但也可能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或许我们要学效孙中山先生等先贤,为了高远的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

然而,如果当政者能够公平施政,则纵使他是独裁者,教会也要接受其统治吗?当然,对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亲眼目睹愈来愈多的国家由独裁统治转向民主化的人来说,接受独裁统治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但是,耶稣基督和初期教会的信徒也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下,他们的社会仍然有奴隶的存在,妇女和小孩都被视为次等的人,社会上仍有好些活在边缘的人,但他们仍然教导信徒尽公民的责任,顺服掌权的。可见他们对政府的期望是现实的,一方面并不要求绝对的平等,但却藉着自身的教导和行动,播下要求平等的种子,提出追求公义的诉求;另一方面则勉励教会要接受当时的政府的统治。所以,开明专制的统治也不一定是不可以接受的。

事实上,神并没有藉着圣经给我们留下什么有关政治制度的蓝图。或许最理想的是神直接的统治,但相信在神的国未完全降临,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前,我们亦只可以寻找一种较能够体现基督信仰的政治制度。虽然信徒不一定要、也不一定可以拒绝独裁的统治,但由于人是罪人,当人独揽大权时,亦更容易会滥用权力而令他人受到伤害。所以,基督教对独裁统治是相当保留的。而为了避免由独裁者滥用权力而带来的灾祸,基督教倾向支持主张权力互相制衡,崇尚法治,愿意保障少数**利的民主制度。

教会除了要分辨政治制度跟信仰的关系,决定应否服从当政者外,还要留意政府的施政会否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造成什么需要或问题,然后本着服侍神和爱邻舍的心,决定提供什么服务或采取什么行动,以满足有关人士的需要或试图纠正某些政策上或制度上的不义。然而,我们发现好些教会对于社会关怀却是相当保留的。

教会对社会关怀的保留可能是由于她们仍然肩负着某种的历史包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福音和自由派的神学在美国兴起。自由派的神学否定了基督教的基本要义,并用极端的批判理论对圣经进行批评。社会福音所带来的挑战,遂导致了护卫基要教义和圣经权威,着重个人福音的基要派的兴起。但由于基要派要抗拒自由神学的圣经批判理论,遂导致其反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而由基要派十分重视个人的救赎,亦令其偏离了历代教会关心社会的传统,对社会的关怀日渐式微。及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福音派才再次将社会关怀列入教会的议题。

基本上,福音派接受三项主要的神学原则。第一,圣经在信仰内容和生活实践所涉及的问题上均具有完全的权威;第二,人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第三,信徒要积极地传福音,带领罪人悔改归主。而且,福音派更拒绝基要派所持的反对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怀的态度,主张要按着圣经的教导,以负责任的态度,运用那些从启蒙运动产生的研究方法,来阐述基督教的信仰;并且要求教会坚守那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传统。因此,福音派相信,教会应该跟从耶稣基督的率领,竭力地领人归主,亦要按着圣经的教导生活,重视学术研究和积极关社。而教会应该明白,由初期教会对寡妇的照顾开始,社会关怀一直是教会的传统,虽然在回应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的挑战时悄悄式微,但回归传统却是我们理所当然的。

或许有些教会认为,只要尽力传福音,福音会改变人的生命,随着悔改的人数增加,亦相应会带动社会的变革。这些教会并不否定教会的社会责任,却相信传福音是实践社会使命的惟一途径。但是,这种看法却高估了悔改的人数和悔改的人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因为当基督再来时,虽然“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可十三10),但耶稣却问:“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路十八8)耶稣在此论及的是那些“常常祈祷”,永不灰心的人。但如果当他再来时也不容易找到这类人,那是否暗示纵使到了他再来时,悔改的人也不多呢?而或许悔改的人都变成了道德的人,但在这被罪恶势力所不断侵蚀的不道德社会中,他能否将信仰的要求落实也是问题。

或许某些教会也会参与某些社会服务,像兴办教育,但他们往往只视这些服务为传福音的手段。而他们似乎忘记了耶稣基督除了嘱咐门徒“要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参太二十八19)外,还吩咐门徒要为他作见证人(参徒一8),为“天上的父”作盐作光,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太五13-16)所以,教会不应该仅仅视关怀周遭的人为传福音的手段,却要视此为自己的责任,为了实践“爱人如己”的命令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适当的服务。甚至在有需要时采取适当的行动,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

或许有些教会会承认社会关怀也是他们所要承担的使命,但却认为在分配资源时要分辨优先的次序。而由于他们认为传福音的命令比社会关怀的命令重要,所以,信徒或教会便应该先将资源运用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惟有当资源过剩时,才会将资源投放在社会关怀方面。然而,如果观察耶稣的生平,我们并没有看见他以此优先次序为其行事的准则。举凡有人向他求助,或是他遇到有什么需要的人,他都会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因此,信徒或教会是否只是按着自己喜好来决定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优先次序呢?

因此,教会应该竭力完成神所交付的双重使命。如果教会只传福音而忽略了社会关怀,人便会视我们的信仰为假冒为善的奢侈品,使福音受到拦阻。但社会关怀却使我们与非信徒建立密切的关系,加强他们对教会的信任,间接使我们获得更佳的传福音机会。而且,社会环境的改善也可以叫信徒生活在一个较为讨神喜悦的环境中,使他们面对较少的挑战,获得更大的成长机会。所以如果社会充满了不义,我们也不能期望信徒的生命能够获得突破性的成长。

传福音与社会关怀是相辅相成的,教会不应该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划分两者的优先次序。如果教会关心福音的广传,便越应寻找服务社会的途径,争取更大的社会公义。

一、请列出你的社群最急于处理的三个政治或社会问题。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如何参与:又可以有什么贡献呢?

二、当耶稣基督在世时,某些人是先获得身体的医治,或是耶稣先给他们赶走附在身上的鬼,然后才跟随主的。但也有人因为聆听主的道跟随主的。却也有些深爱主恩而没有跟随主的人。我们任何从耶稣所留下的榜样理解传扬福音与社会参与的关系?互相排斥?相辅相成?

三、虽然耶稣基督不一定要所有接受过他恩惠的人跟随他,但他却要求跟随他的人忠心。你可曾在政治及社会的参与方面尽忠呢?

1.davidclarked,changingworld,unchangingchurch?AnagendaforChristiansinpubliclife,London:mowbray1997

2.brucej.nichoised.,inwerdanddeed:evangelismandsocialresponsibility.gradndrapids:eerdmans,1985

3.christo;pherRowland,theCambridgecompaniontoliberationtheolog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

4.kathryntanner,thepoliticsofgod:Christiantheologiesandsocialjustice.Minneapolis:fortress,1992

5.robertwuthnow,Christianityandcivilsociety,valleyforge:trinitypressinternationa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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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彼此交换意见时,很容易便意识到自己正在讨论着一些政治的议题。但是,当人问我们什么是政治时,却发觉不容易找到一个理想的答案。或许政治是一些容易体会,却是不容易言喻的事物。然而,政治倒也涉及国家对社会治理的好些具体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白,在人类的社群中,神给政治的权威定下了积极的角色。耶稣也曾经说过:“恺撒的应当归给恺撒,神的应当归给神。”(可十二17,编案:本文经文引自《《新译本》》,下同)而保罗更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一至七节指出:“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当服从。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执政的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想不怕掌权的吗?只要行善,就会得到称赞;因为他是神的仆役,是对你有益的……所以你们必须服从……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因此……应当纳税的,就要给他纳税;应当进贡的,就要给他进贡;应当敬畏的,就敬畏他;应当尊敬的,就尊敬他。”《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至十七节也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的制度,无论是至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善罚恶的官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藉着你们的善行,塞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要……敬畏神,尊敬君王。”
由此可见,新约的作者都教导教会(本文“教会”与“信徒”两词可互换使用)要接受政治权威的管治。但是,他们并不是教导教会要无条件地接受管治。因为他们都是要求统治者要“赏善罚恶”,不要使行善的,却要使作恶的惧怕。如果为政者并没有秉行公义,却是倒行逆施,屈枉正直,那教会便要承担起先知的职分,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向当政的提出信仰的要求,甚至宣告神的审判。而教会更要按着实际的处境,决定应否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谋求更接近公平的施政。或许在某些情况下,教会要对施政的说:“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徒四19)并实行非暴力的抗争。但也可能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或许我们要学效孙中山先生等先贤,为了高远的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 然而,如果当政者能够公平施政,则纵使他是独裁者,教会也要接受其统治吗?当然,对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亲眼目睹愈来愈多的国家由独裁统治转向民主化的人来说,接受独裁统治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但是,耶稣基督和初期教会的信徒也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下,他们的社会仍然有奴隶的存在,妇女和小孩都被视为次等的人,社会上仍有好些活在边缘的人,但他们仍然教导信徒尽公
民的责任,顺服掌权的。可见他们对政府的期望是现实的,一方面并不要求绝对的平等,但却藉着自身的教导和行动,播下要求平等的种子,提出追求公义的诉求;另一方面则勉励教会要接受当时的政府的统治。所以,开明专制的统治也不一定是不可以接受的。 事实上,神并没有藉着圣经给我们留下什么有关政治制度的蓝图。或许最理想的是神直接的统治,但相信在神的国未完全降临,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前,我们亦只可以寻找一种较能够体现基督信仰的政治制度。虽然信徒不一定要、也不一定可以拒绝独裁的统治,但由于人是罪人,当人独揽大权时,亦更容易会滥用权力而令他人受到伤害。所以,基督教对独裁统治是相当保留的。而为了避免由独裁者滥用权力而带来的灾祸,基督教倾向支持主张权力互相制衡,崇尚法治,愿意保障少数**利的民主制度。 教会除了要分辨政治制度跟信仰的关系,决定应否服从当政者外,还要留意政府的施政会否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造成什么需要或问题,然后本着服侍神和爱邻舍的心,决定提供什么服务或采取什么行动,以满足有关人士的需要或试图纠正某些政策上或制度上的不义。然而,我们发现好些教会对于社会关怀却是相当保留的
。 教会对社会关怀的保留可能是由于她们仍然肩负着某种的历史包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福音和自由派的神学在美国兴起。自由派的神学否定了基督教的基本要义,并用极端的批判理论对圣经进行批评。社会福音所带来的挑战,遂导致了护卫基要教义和圣经权威,着重个人福音的基要派的兴起。但由于基要派要抗拒自由神学的圣经批判理论,遂导致其反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而由基要派十分重视个人的救赎,亦令其偏离了历代教会关心社会的传统,对社会的关怀日渐式微。及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福音派才再次将社会关怀列入教会的议题。 基本上,福音派接受三项主要的神学原则。第一,圣经在信仰内容和生活实践所涉及的问题上均具有完全的权威;第二,人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第三,信徒要积极地传福音,带领罪人悔改归主。而且,福音派更拒绝基要派所持的反对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怀的态度,主张要按着圣经的教导,以负责任的态度,运用那些从启蒙运动产生的研究方法,来阐述基督教的信仰;并且要求教会坚守那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传统。因此,福音派相信,教会应该跟从耶稣基督的率领,竭力地领人归主,亦要按着圣经的教导生活,
重视学术研究和积极关社。而教会应该明白,由初期教会对寡妇的照顾开始,社会关怀一直是教会的传统,虽然在回应自由派神学和社会福音的挑战时悄悄式微,但回归传统却是我们理所当然的。 或许有些教会认为,只要尽力传福音,福音会改变人的生命,随着悔改的人数增加,亦相应会带动社会的变革。这些教会并不否定教会的社会责任,却相信传福音是实践社会使命的惟一途径。但是,这种看法却高估了悔改的人数和悔改的人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因为当基督再来时,虽然“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可十三10),但耶稣却问:“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路十八8)耶稣在此论及的是那些“常常祈祷”,永不灰心的人。但如果当他再来时也不容易找到这类人,那是否暗示纵使到了他再来时,悔改的人也不多呢?而或许悔改的人都变成了道德的人,但在这被罪恶势力所不断侵蚀的不道德社会中,他能否将信仰的要求落实也是问题。 或许某些教会也会参与某些社会服务,像兴办教育,但他们往往只视这些服务为传福音的手段。而他们似乎忘记了耶稣基督除了嘱咐门徒“要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参太二十八19)外,还吩咐门徒要为他作见证人(参徒一8),为“天上的父
”作盐作光,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太五13-16)所以,教会不应该仅仅视关怀周遭的人为传福音的手段,却要视此为自己的责任,为了实践“爱人如己”的命令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适当的服务。甚至在有需要时采取适当的行动,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 或许有些教会会承认社会关怀也是他们所要承担的使命,但却认为在分配资源时要分辨优先的次序。而由于他们认为传福音的命令比社会关怀的命令重要,所以,信徒或教会便应该先将资源运用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惟有当资源过剩时,才会将资源投放在社会关怀方面。然而,如果观察耶稣的生平,我们并没有看见他以此优先次序为其行事的准则。举凡有人向他求助,或是他遇到有什么需要的人,他都会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因此,信徒或教会是否只是按着自己喜好来决定传福音与社会关怀的优先次序呢? 因此,教会应该竭力完成神所交付的双重使命。如果教会只传福音而忽略了社会关怀,人便会视我们的信仰为假冒为善的奢侈品,使福音受到拦阻。但社会关怀却使我们与非信徒建立密切的关系,加强他们对教会的信任,间接使我们获得更佳的传福音机会。而且,社会环境的改善也可以叫信徒生活在一个较为讨神喜悦
的环境中,使他们面对较少的挑战,获得更大的成长机会。所以如果社会充满了不义,我们也不能期望信徒的生命能够获得突破性的成长。 传福音与社会关怀是相辅相成的,教会不应该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划分两者的优先次序。如果教会关心福音的广传,便越应寻找服务社会的途径,争取更大的社会公义。 一、请列出你的社群最急于处理的三个政治或社会问题。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如何参与:又可以有什么贡献呢? 二、当耶稣基督在世时,某些人是先获得身体的医治,或是耶稣先给他们赶走附在身上的鬼,然后才跟随主的。但也有人因为聆听主的道跟随主的。却也有些深爱主恩而没有跟随主的人。我们任何从耶稣所留下的榜样理解传扬福音与社会参与的关系?互相排斥?相辅相成? 三、虽然耶稣基督不一定要所有接受过他恩惠的人跟随他,但他却要求跟随他的人忠心。你可曾在政治及社会的参与方面尽忠呢? 1.davidclarked,changingworld,unchangingchurch?AnagendaforChristiansinpubliclife,London:mowbray19
97 2.brucej.nichoised.,inwerdanddeed:evangelismandsocialresponsibility.gradndrapids:eerdmans,1985 3.christo;pherRowland,theCambridgecompaniontoliberationtheolog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 4.kathryntanner,thepoliticsofgod:Christiantheologiesandsocialjustice.Minneapolis:fortress,1992 5.robertwuthnow,Christianityandcivilsociety,valleyforge:trinitypressinternational,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