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对话的需要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庸人自扰，在二○世纪的八○年代还要讨论祭祖问题吗？但不可否认的，每一个传道人都会告诉你这是他所遭遇到的困难。从回大陆探亲、省墓、祭祖的人潮中，就可深深体会到在中国的乡土里是有极强的祭祖意识在其中的，而这是其来有自的：
由于先秦儒、墨的理想人格构想是透过古帝理想化的方式来表达，因此引发出崇古的价值取向，这对中国国民性若干特质的塑造，有最基本的影响，如在儿童养育上走向因袭惯例，遵循习俗，服从权威的路线；对付生活的方式是凡事听命于传统就好了，只求适应不尚革新；具有服从传统，尊敬过去的拒变人生观，宗教仪式则应予完全地保存像过去一样。克鲁孔(F. R. Kluckohn)和史裘德贝克(F. L. Strodtbeck)在其专门研究价值取向变化的著作中，就曾以中国为『过去取向』的代表，且认为这种以过去为第一优先取向的价值观最明显的表现在祖先崇拜和很强的家族传统上。故林语堂博士将祖先崇拜视为做中国人基本的一部分，是对过去的崇敬与连系，是源远流长的家族系统的具体表现，因此更是中国人生存的动机。而且因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和合性多过于分别性，且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只占一小部分，所以中国人对神的存在是采取宽容态度，任何宗教传入，只要不改变干涉他们生活方式，就被接受容忍之。所以想要改进中国人生活的全部，废除祖先崇拜，这不仅违反中国传统精神，也违反中国人的民族性。
其次，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如许烺光先生所说的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单系亲族组织，上连于所有死去的祖先而下及于尚未出生的子孙，若失去祖先这一环，这个结构原则就被切断而无法存在。所以中国人藉祭祖与孝德来维系此一制度，诚如当代大儒冯友兰在其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论到孝的理论时提到『传紞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家族制度上的，而孝则是使家族扣紧在一起的德行』。在这样一个允满家族意识的社会中，人生价值的表现不在忠便在孝，我们可以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能(哥林多前书一：22)而中国人是要伦理，称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亦不为过。再加上民间死后世界观的影响，祖先崇拜与伦理孝道有了更深的连系，甚至视祭祖为尽孝的表现，因不祭祖，祖先在阴间就无法享受长生福禄，而沦为饿鬼孤魂，实为大不孝，祖先也会因此降灾于家族。怪不得韦政通教授说：上古的祖先崇拜演变出儒家的孝道，而儒家的孝道又维系了这古老的宗教。所以中国人必循例重俗，祭祖祀宗，藉此抒发缅怀先人，表达孝思的心境，进而祈求祖先佑护赐福。
当然社会与文化的变动是无可避免，而且是正在进行之中的。据李亦园教授于七○年代初在竹北所作的田野调查中，竹北地区家家户户拜祖先，百分之百；据他观察新竹市可能不到百分之七十，而台北市虽未作调查，但估计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显示出在城市和乡下的确有明显差别。然而若从国民性的崇古取向与和合性，家族香火传衍，死后世界观与伦理的宗教化，再加上群众性心理的影响，实可体会到祖先崇拜成为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风俗，绝不是偶然的。诚如周联华牧师在『我国的宗教情势』一文结论中指出对祭祖这段所讨论的，无非是要说明这些从古代留下来的传统，是多么真，多么深入民间，它们没有死掉，它们是一个活的信仰，祭祖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都不会消灭，它还要在中国留传好多代。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从文化他发展史的立场来看，文化传统的形成，特别是宗教仪式的存在，经常有很强的持续力；前一代的仪式行为即便在工艺知识已大为进步的后一代里，仍然常常持续而残存着，或者是存旧形式而供新作用，或者残存于社会的某一特殊阶层之中。
所以教会不能不理会祭祖风俗，即使乡村和城市对这风俗有明显差别反应的资料，也只是告诉我们社会实质生活在改变，逼着人民非改变不可，而这改变是生活的自动调整，祈盼能在满足人基本思维方式的同时也满足实际生活。因此祭祖仍是活生生的，强有力地逼基督徒有所回答的事实。所以我们对这礼俗的演变是有理由相信只要民智开化到某一阶段，祭祖不至成为福音广传的大阻碍，而持有慎重乐观的态度，但也因此教会更需要积极的加以因势利导，使改变的脚步更为加快，所以无论如何教会都应具有历史的透视观，认真地正视民间祭祖的文化层面以至社会功能的价值，与祭祖面对面彼此尊重的诚恳对话，以期寻找接触点并阐明真理，藉此桥梁开导百姓走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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