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解释的历史
在本书中我再三说明,在研究圣经时,历史能提供情境--或是从积极面,或是从消极面。在筛选解经技术与解释法的例子时,我们要从过去的成功与失败吸取教训。在比喻的解释上,这方面很有助益,不过我们只能扼要地说明。
教父时期和中世纪时期,基本的解释法为寓意法(参Hunter1960:22-31;Stein 1981:42-48;Fee and Stuart 1981:23-25)。比喻的每一部分都被重新解释,赋予灵意,以描绘基督教的真理。惟一的进展乃是寓意化的程度,愈后期的作者,对细节愈加考究;到了中世纪,则用「四层诠释法」。例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受伤的人成了亚当,他要前往乐园(耶利哥),但却受到试探,被今生享乐诱入迷途(强盗),结果他便犯罪(受伤)。基督(撒玛利亚人)医治了他(油=安慰或怜悯,酒=宝血),带他到教会中(旅馆)。改教者虽拒绝寓意法,主张按字面来解释,但是在解释比喻上,却不一致。路德对好撒玛利亚人的解释,大致上是按照教父的说法;加尔文却拒绝这样解释,也经常拒绝将比喻赋予灵意。可是,直到十九世纪下半之前,加尔文的呼声显得很孤寂。许多牧师书架上仍有特仁慈的《我们主的比喻注解》(Notes on the Parables of Our Lord, 1841)一书,其中乃是采用俄利根与奥古斯丁的路线。
现代时期对比喻的研究,始于朱立策的《耶稣的比喻》(Die Gleichnisreden Jesu,1888)。他不满寓意法的主导,大力主张比喻只有一幅图画,只教导一个要点。比喻不是寓言,因此不能寓意化。这本书的影响非同小可,许多著作都以它为基础,作进一步的发挥。陶德的《天国的比喻》(The Parables of the Kingdom,1966)更主张,比喻必须从耶稣的生平和教导来看,尤其是他对天国的教导。耶利米亚的《耶稣的比喻》(Die Gleichnisse Jesu,1947)是建立在朱立策和陶德的理论上,更系统化地除掉他认为是后期教会添加的东西(寓意成分),要回到耶稣真讲过的天国比喻。
这些基本的研究今天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许多人(Linnemann,Crossan,Lambrecht)依旧接受朱立策的假设,不过多半将他的理论稍作修改。然而,对死板的「一点式」理论的不满与日俱增。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假说有几个弱点(参Via 1967:3,13-17;Stein 1981:54-56;Bailey 1976:16):(l)「一点式」的方法会忽略比喻中的重要成分,以致变更了它实际的意义。(2)将比喻和寓言僵硬地划分,相当武断,事实上它们只有程度的差异,而不是类别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耶稣有将比喻寓意化的可能性。(3)耶稣的许多比喻实在是寓言。(4)朱立策用亚理斯多德的分类,把耶稣变成希腊的教师,而非犹太的教师;犹太人的比喻常将寓言和直喻混在一起;因此我们不能根据一种事先决定的立场,来否定这种状况。(5)朱立策是十九世纪的自由派,他的倾向是将比喻道德化,但却不注重其中心的末世要点。所以,这种方法必须修订。
编辑批判是研究每一则比喻,看它们在各个福音书中有何作用。它们在一章(Kingsbuy对太十三)或全卷福音书(Bailey对路加的比喻,或Carlston对符类福音书的比喻)中的用法,成为研究的焦点,而福音书作者对比喻的创意性重塑,成为大家最有兴趣的事。这是很重要的变化,将比喻的环境,从耶稣的教导(Julicher,Jeremias)转成福音书作者的教会(编辑批判)。
不过,近几年来又有新的变化,焦点变为现代读者的观点。有两派思想认为,要将近代文学理论应用到圣经研究,比喻是最好的例子。结构主义者寻求经文的「密码」,建立栏框,并说明表层比喻之下「深层结构」的含义。不过,这一派的问题很多,详参本书后面的讨论(附篇一)。蓝布瑞特(J.Lambrecht)说:「外人得到的印象为:它冗长的描述让人分神,不再去注意经文的内容。再者,结构分析法用在比喻上,用法各有不同,而结果则令人失望」(1981:11)。
更有影响的一派,是司坦因所谓的「美学批判」,它将古时的文学模式,如悲剧或喜剧,应用到比喻上,尝试去了解它表达的能力。这些学者依循新释经学的踪迹,视比喻为「语言事件」,使听众不得不作决定。结构学派和美学批判都强调比喻的自主性与多重意义。因此,比喻的原意并不是要探究的目标。事实上,他们认为,这样探究会使比喻无法对我们以新而有意义的方式发言(参Via 1967:77-93;Wittig 1977:80-82;Crossan 1980;Tolbert 1979:15-50)。然而,就像第一章所说,反对这个理论的原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忽略原初的情境,而以原初的情境作解经的中心,却有十足的理由。
还有几个问题值得留意(参Stein 1981:68-69; Boucher 1977:16-17):
(l)当耶稣要求听众要「听」(可四9、33-34),他是指他的信息,而不是听众主观的了解。耶稣的原意才是惟一真正的意思。
(2)比喻的重要性不单在其本身,更在于它们是耶稣的比喻;现代的诠释者常将比喻视为神,而不以耶稣为神!
(3)当批判者不再注意比喻原初的历史情境,他们的解释必定会退到寓意化的地步。
(4)诗歌与修辞学不同;诗歌具自主性,但修辞学却不然。如果修辞学过度向美学让步,就会使文字失去推动听众作决定的力量。比喻显然是在修辞学的阵营中,而不属美学或诗歌,因此它们不能与社会情境脱节。所以我们主张,每一则比喻都要按它在福音书中的上下文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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