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启示文学的起源
许多人认为,启示文学主要的发展是在马喀比时期,哈西典人(译注:虔诚派,西元前二、三世纪成立)抗议西流基人的宗教政策与宗教迫害,尤其是伊庇凡尼斯(Rowley 1963:21-24;Russell 1978:2)。以西结、撒迦利亚等早期作品,被视为预言式的前身,但不算是启示性作品(参Nickelsburg的调查1983:641-46)。当然,以赛亚书第二十四至二十七章,或许约珥书,都可以列入同一范畴。虽然以赛亚书内含有犹太教的末世论主题(地的毁灭、天象的征兆、天上的筵席、怪兽、巨龙),但却没有启示性的标记(异象、只重未来而抹杀现代、二元论)。约珥书第一至二章的蝗灾虽然用象征,却没有太多意象,比较算是预言式的呼召,要百姓归向雅巍。
不过,若考虑其他因素,则可以清楚看见启示文学的记号。汉森(1971:463-68)在以赛亚书三十九至六十六章的几处神谕中,发现对现世绝望,并期待神直接干预的观点(如赛四十,四十三,五十一)。「远古与未来历史的联锁……让未来事件具全宇宙的重要性」(p465)。而以西结书与撒迦利亚书更是如此。罗兰德(1982:199-200)注意到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的文学背景,在异象之后是解释,这符合启示文学的模式(与但八-十;启十七相较)。撒迦利亚书也有天使作解释(亚一19,三1,四2)。梦里所见异象的神秘象征,以及异象的主题,都显示出启示文学的思路。
此外,在古代近东先知时期之前,启示文学已经存在。柏格曼(J.Bergman)写了一篇有关埃及启示文学的文章,非常精采(1983:51-60),他讨论到埃及的决定论与对永恒的循环观,有些人认为,这种观点使埃及不可能出现启示的传统。柏格曼却主张,这只是埃及许多宗教传统之一,事实上另有些人对永恒和到天上旅游感兴趣。同一本书中,凌格仁(H.Ringgren 1983:379-86)、威登格仁(G.Widengren 1983:77-156)和赫特贾(A.Hultgard 1983:387-411)分别讨论了亚喀得与波斯这类文字的特色。亚喀得代表启示思想发展的初期,不过伊朗经文中,琐罗亚斯德(Zoroaster,译注:祆教的鼻祖)扮演启示媒介的角色,虽然这段经文的日期很难判断,但是可以看出在很早的时期,这种思想模式就已经有相当的发展。韩特曼(1983:71-73)根据神祗的名字主张,伊朗的基本传统可追溯到西元前第六世纪,而伊朗的二元论以及智慧先存的概念,并末世救赎主的思想,犹太思想家都很熟悉。总之,在先知时期,其他地区就已有类似的文字。至于有无直接的影响,这类判断则完全出于主观,无法查究。我比较赞同的看法为:启示文学为晚期发展之说缺乏证据,而有充分理由可以下结论说,它的起源时期为西元前第八至第六世纪,主要出自预言的环境,而与伊朗和近东的概念类似。
不过,预言并不是惟一影响启示文学的思想。我在前面提过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的关联。冯拉德甚至主张,智慧文学为启示思想的首要来源,因为两种运动都出于对知识和人类今世经验的探索(1972:280-81)。不过,虽然这两个传统有关联,可是差异之处太多(如,智慧思想缺乏末世的取向、神秘的象征),很难说有直接的影响(参Rowland 1982:203-8)。
以色列史是否有某一部分与启示文学的兴起密切相连,则难以判断。很可能由于被掳的压力和危急,神不单藉着先知直接宣告他的心意,还加上一连串的异象,声明他掌管未来,以色列的余民必须信靠他,他会直接干预历史的过程,这是对当前环境的惟一答案。异象与象征的媒介,成为宣扬这些真理最佳的途径,从以赛亚、以西结,到但以理和撒迦利亚,这个方法逐渐成为神启示的主要方式。有一点很清楚:答案绝不只在社会学的分析中。我们必须以神的心意为这种过程的解释要诀。当然,这两者并非互相排斥。神选择了最合适当前环境的模式,来传达他的旨意。
启示文学运动第二阶段的发展,是在主前第二世纪之时。马喀比时代之后,这运动与哈西典人(敬虔派)相关,后来他们分裂为法利赛人与爱色尼人。与这两派人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找到,但是后者显然关系更为密切。莫理斯提到,法利赛人虽然也有一些启示方面的关注(复活、来生),但是大体而言,后期的运动则反对这类「热情式」的宗教态度(1972:14-16)。两者在初期有关联,但是后来却分道扬镳。启示文学并不是政治运动,没有组成如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的政党。它像智慧文学一样,主要是一种思想方式,一种人生观。起初它乃是神所拣选、传达启示的方式,后来则成为一种对人生的观点,跨越犹太人各种不同的教派;这些教派在不同的时期都可看见此种思想的踪迹(只有撒都该人例外)。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最明显的联系,比与犹太教任何一派的关系都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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