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化的一种方法
处境化的一个要诀,是寻找圣经经文与现代情况的视野能真正融接之处。这主要是情境的融接,即,古代经文背后的状况,与现代所面对的情况,能够相容。我要再借用尼达和塔柏的图;只是现在我不是讲原初语言和收受语言,而改为「原初情境」(original context,OC)和「收受情境」(receptor context,RC)--参图 15.4。
图15.4处境化的过程
圣经(原初的)情境有两方面,经文背后的社会文化状况(透过背景的研究来发掘),以及包含该段经文的文学情境(透过解经研究来发掘)。两者都很重要。文化情境决定了经文是向现代生活的哪个范畴发言;文学情境则决定向现代情境发言的信息为何。诠释者必须找出原初情境和收受情境能够不断作有意义的重叠部分,然后才能进行真正的处境化。在任何一个层次上若没有作好,便会造成不合适的处境化,甚至错误的处境化,而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宣教而言,它会造成混合式宗教,只有一半像基督教(称为「基督式异教」),类似歌罗西或以弗所出产的成品(参歌罗西书、教牧书信或约翰壹书)。就西方教会而言,它会造成严重的扭曲,类似正面宣告、成功福音,或积极思想。肤浅的处境化至少会打消许多良好解经的成果,因为真理虽然阐明了,但是在实际应用方面,会众却会将不恰当的概念带进日常生活中。在释经学中,良好的处境化与良好的解经同样重要,因为解释不单在于理论,也在于实践。如果翻译与解经的任务是要问:倘若原初的作者要向我的会众发言,他会怎么说(亦即,经文在表达什么真理)?那么,处境化的任务便是在判断,「原初听众所受到的挑战(作者要他们作的事),怎样才能在我的听众中活出来?」
根据黑索格瑞夫和罗门的看法(1989:第12章),若要产生恰当的处境化,在情境方面至少应当有三方面的重叠或相配。首先是语意范畴或意义层次的重叠。倘若要改变圣经信息才能建立沟通,或才能将经文应用在特殊的需要上,真理便被牺牲在关联性的祭坛上了。在优先顺序中,最重要的是神启示的信息:沟通的媒介不单只居次要地位,而且所选用的方式,纯粹只是为了能传达信息。不过,在选择用语或概念上,究竟可以有多少自由,学者争辩得很激烈。例如,「神的羔羊」在神学上是很重要的理念,对某些非洲土著,我们可否将它改为「神的猪」--因为他们饲养猪,并没有养羔羊?许多宣教学者说不行,因为其中没有足够的语意重叠,而且至终会造成与旧约的冲突,因为旧约以猪为不洁净。主张保持不熟悉的象征之人认为,宣教士能够解释重要的概念,而这过程可以加深土著的了解。在有教师的地区,这说法当然能成立;但在没有教师的丛林地带,却办不到。
有一个办法,就是将羔羊的象征处境化,这样的翻译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同时也是基于当地没有教师的考量。在其他地方,像这类重要的神学意象,虽然当地人没听过,但仍要保持。不过,有人怀疑,新的隐喻是否比原来的更好。例如,非洲社会中猪的功用,与古代犹大地羔羊的功用,少有相同之处。因此,或许还是保持神的羔羊一词,再略微解释较好。
第二个重叠的范畴是情境。目标为:使现代的听众能像原初的听众听见神的话语时一样,非常实际地实现启示的信息。我会在下一章详细讲这个题目,不过在此必须介绍这个观念。诠释者或宣扬者必须注意经文背后的状况,亦即,导致原作者强调书中要点的因素;接下来,便要寻找收受听众的生活中,有哪种状况类似。然后便能应用经文,向现代类似的状况发言。
最后,处境化要使圣经信息与听众「内在的模板」--就是他的世界观、对世界的认识,与记忆系统的内在库存--相配。黑索格瑞夫和罗门主张,良好的处境化可以扩充内在的记忆系统,收入所展示的资料(1989:第12章)。换言之,真理将内在化、个人化,到一个程度,变成个人的一部分,改变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反应。就这个角度而言,处境化不单包括解释与应用,还包括劝导与激发(参本书第368-369页)。这种说法十分正确,因为实际的操练不单需要了解资料的应用法,更要照章行事。
「威罗班克报告」(Willowbank Report)呼吁,在寻找可连结的范畴时,要「认真面对原初的历史与文化情境」,同时也要向现今的时代说话。若读者能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经文建立「对话」,就可以作到这一点:
我们向圣经说话,圣经就向我们说话。我们发现,自己受文化所限的前提受到挑战,我们的问题也得到修正。事实上,
我们不得不重新更改形式,提出新的问题。如此,便能不断进行活泼的互动。(Coote and Stott 1980:316-17)
从这个角度看,处境化是释经旅程的后半,从意义走向重要性,这样,神的话就可以在人类的文化经验中实践出来。
这不是说,诠释者可以超越自己对意义的先入为主观,好像我们可以远离自己的文化历史,完全进入圣经世界的客观知识中。迪翠克(G.Dietrich)主张,「神学免不了有处境,所以若它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就会更加诚实」(强调字为他所用)。在合宜的释经螺旋中,圣经的世界观激发了我们的世界观,使我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信仰体系放在其处境之前,来接受挑战或(若有必要)修正。当然,一旦我们解释了经文的「意义」,就已经将它处境化到某个地步了。不过,如果前图中向后与向前的改变可以作到(我相信可以),我们就能够发现贯穿文化的意义,这意义可以将经文连于我们的情境,又不至于更动原来的意义。这样,我们便可以把自己的先入为主观放进括号中,并超越它,但依然能向本身的文化情境作合宜的沟通。
在向后的改变中,诠释者侦测出经文中贯穿文化的成分,就是超越圣经上下文,向各个世代、所有教会说话的基本内容。有些经文可以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用,例如禁止骄傲和结党的命令(腓二1-4、14-18)。有些需要在深层结构作转移,例如保罗对犹太主义者的严厉责备(腓三l-6、18-19),这可以应用于所有的假教师。有些则具争议性,例如谈到逼迫的经文(来十二;彼前三13一四19),许多人相信,今天的人惟有在遭到逼迫时,才需要将这些经文处境化;但有些人却认为,它们可以应用在所有的试炼上(参雅二2-4;彼前一6-7)。
向后的改变产生普世性的真理,可以应用到所有的文化中。接下来,便是向前的改变,针对的是收受文化中特定的问题。目标是寻找类似的情境,亦即,找到一种状况,若圣经的作者今天在场,一定会针对这状况发言。例如,谈到「古人的遗传」之经文(可七l-20),并不适合现今的状况,因为今天许多社会中完全不讲究洁净的礼仪。所以,我们必须寻找蕴含在这个故事中的普遍性真理。问题在于人的遗传和神的规定对立。要求吃东西之前要洗手的律法,并不是摩西律法中的一条,只属于「口接传统」。所以,耶稣是在说,法利赛人立下额外的规定,结果使人反倒忽视了神真正的用意。这是深层结构原则,或普世性真理。在一个收受文化中,要将它处境化,就要寻找出加在信徒脖子上的「轭」,即律法主义式的规条(比较徒十五10)。有些地方可能有某种穿着方面的规定,或举止上的要求(如「主日服装」,或某种敬虔的动作),是从不太久远的过去传下来的,并不是圣经的规定,而对福音的传扬或许会造成阻碍。我们可以像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一样,反对这类作法。同样,东方的敬拜应当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向神表达赞美,不必套用西方的模式。
解放神学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对情境的神学评估十分正确:穷人受到经济迫害、有钱人误用圣经,使穷人满足于在天家领受奖赏等等。他们注意到妥拉、先知书,耶稣的教导,和书信,都强调要关心穷人,这也很对。不过,当他们用这种情境作为释经上的掌控,甚至将十字架都解释为对经济剥削的抗议,就太过分了。将救恩定义为穷人得解放,并以游击队员如葛法拉(Che Guevara)为像基督的人物,乃是严重的错误。
圣经反对经济剥削,和解放神学家并无二致,但是没有排除救恩的属灵范畴;这一直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解放神学家重新解释论救恩属灵一面的经文,讲成是对经济革命的要求;这种作法忽略了经文的意义,犯了严重的释经错误。福音派的「解放主义者」,如柯思达斯(Orlando Costas)、帕迪拉(Rene Padilla)和纽奈兹(Eilio Nunez)正在发展另一种模式,试图平衡现世面(先知必须反对社会的不公)和灵性面(将福音信息--在耶稣基督内的灵性救恩--传给未信者)、已经实现的(现今的解放)和尚待来临的(在末世才会实现的最后解放)。更重要的是,神音派作处境化的人想要从神整个计画来看,以圣经的声音为中心,高过现代情境的声音,以致进到真正视野的融合,使圣经中贯穿文化的真理,实现在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不会终止与社会之罪的对抗,但是要将它放在合宜的地位上,不是放在最高点,而是基督徒应有行为的某一方面,是基督徒对世界的反应之一(但不是惟一的反应;参,如:Padilla 1979:63-78;Nunez 1984:166-94)。
希伯特呼吁采用「批判式的处境化」,避免过去的种族中心主义,以及动态等同法容易产生的相对主义和混合主义。他的三个步骤可以作为以上向前改变的简明摘要。第一,我们必须研究收受文化,用不加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其信念与习俗;亦即,去了解他们的整个世界观,和从中产生的习惯,并学习欣赏。第二,传道人带领查经,让经文向他们文化的「知性、感性,和评估等层面」说话。这样,会众不但会明白经文的原初意义,更可以晓得在今日他们的处境中,经文有何重要性。这两方面都有必要。第三,会众按照所得圣经真理的亮光,以批判的方式来评估自己的信念与习俗。发现会导向评估,然后便会产生回应。有时结果是正面的检讨,他们能将圣经真理融入文化的反省中。有时,他们必须修改习惯,甚至完全革新。新的礼仪会发展出来,把经过处境化的真理表达出来。
下一题: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