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实
但是普遍从人类和黑猩猩共同祖先进化成为现代人所有时间的标准估计, 是只有六百万年。二亿一千六百万年前是哺乳动物首次出现的三叠纪(Triassic)。上述所言所需要的16个结构上的改变, 实在无法在这段时间中采用一两个突变来达成, 最多只能做成一个新的蛋白质衔接功能来调节一两个基因而已。达雷特和施密特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 但他们认为可以有二万个调节基因各自突变, 可以帮助进化, 解决这个难题。
但是这个假设是不合理的。有二万个调节基因各自突变不能减低问题的严重性。在直立人身上很多结构上的改变需要同时发生才能起作用。个别的突变是无用或是有害的。就算一两个随机而来的突变引致一个结构上改变, 它也不大可能被保留。要靠着一个无引导性的过程, 在六百万年之内, 更可能是在一百五十万年之内(按: 化石数据), 达成所有16个结构上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用一个生活上的例子来说明: 假设让你蹒跚学步的孩子在电脑键盘上乱搅计算机的操作系统, 任凭她将1改变为0, 删除一连串的111……或0000……, 或是将它们重新排列。她能够做出一个能改进计算机的操作程式的机会有多大? 除非你有先见之明, 编写了一个执行程序, 可以把一切减少操作系统效率, 或使它崩溃的变更删除。否则你的孩子一定会把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弄糟! 即使有了消除导致崩溃的变化和奖励效率的执行程序, 孩子的随意变化, 极不可能创建一个新的运作程序。这是因为执行程序没有先见之明, 无法预料某些变化如果被保存下来, 最终可能导致一个有价值新的运作子程序。
蹒跚学步的孩子就像是突变, 自然选择像是执行程序, 自然选择可以消除导致崩溃的变化并奖励效率, 但是它在创新方面是非常糟糕的。它没有先见, 不能预料那些变化可以引致创新而将它保存下来。它缺乏意愿。其实自然选择往往在当时所得的小利益之下, 放弃大量的遗传信息。(注17)
请记住细菌虽然繁殖快捷并有庞大的族群, 但需要发生六个上突变的创新是不可能的。对于大型哺乳类动物和我们一样而言, 为新达尔文主义创新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黯淡的。
若要进化达成行走和奔跑必须的结构需要多少个突变? 如果它们可以通过随机突变而发生的话, 答案是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或者数千个。从人类和黑猩猩共同祖先要进化成为现代人, 在所有的化石数据间距六百万年的范围之内, 假设有效族群是一万, 与黑猩猩相似的共同祖先繁殖换代需时五至十年, 和每个繁殖世代中的每个核苷酸根基突变速率是一亿分之一 (10-8), 那么我们只能期望一个在蛋白质衔接位置的基因突变可能发生。然而新达尔文主义声言: 所有的16个构造特征的演变, 是偶然地在同一时间内发生, 尤其是在每一个特征的演变, 都需要多个突变。这种说法没法令人心服。若我们考虑到这些数字, 我们根本上极不可能, 或是绝对不可能, 从与黑猩猩相似的共同祖先, 借着一个渐进的, 非引导式的过程中演变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