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族中的物种 [译注﹕包括人、猿和古猿] 的化石大致分为两组﹕“似-猿”( ape-like)的和“似-人”( human-like)的物种,两组之间有很大不能跨越的鸿沟。尽管很多进化论的古人类学家大肆宣传炒作,支离破碎的化石记录并未证明人类是由似猿的祖先进化而来。

进化论科学家经常告诉公众﹕从似-猿的动物到人的达尔文式的化石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例如,人类学教授罗纳德·威特廷顿(Ronald Wetherington) 2009年在得州教育局作证时说,人的进化可以说在全世界所有哺乳动物中有最完整的化石系列。没有空缺。并不缺乏过渡型化石……所以,若说在化石记录中缺少过渡化石或化石有空缺,是绝对不真实的。特别对我们这物种来说,是不真实的。〞(注1) 根据威特廷顿,人类起源的领域提供了“很好、很整齐的例证,正如达尔文所想像的逐渐进化的改变。”(注2)

深入专业的文献,却揭露了与威特亨廷顿或其他进化论者在公共场合辩论时的论调完全相反的故事。本章将显示,人类进化的化石证据仍然是支离破碎,难以认辩,并仍在热烈的争议中。

的确,化石记录距离提供“很好、很整齐的例证”和“逐渐进化”相去甚远,所显示似-猿与似-人的化石之间有戏剧性的断层。似-人的化石在记录中是突然出现的,并没有明显的进化先躯,使人类进化的化石基础受到高度猜疑。

古人类学的挑战

人类, 黑猩猩, 与其他所有可以追溯到它们所谓的最近的共同祖先的物种,都被进化论科学家分类为“人族”。古人类学致力研究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人族化石。他们在重建一个人族进化的故事时,面临一连串严峻的挑战。

首先,人科化石是十分稀有难见的。在所谓的进化的过程中,经常有很长的时段,在其中只找到很少的化石。正如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森(Donald Johanson,发现露西Lucy)和布莱克·埃德加(Blake Edgar) 1996年观察到,“在过去3百万年中,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内仍未找到任何人类的化石”并且“自从人科物种进化的最早期,超过4百万年至今,只找到很小量的化石,而其中大半并没有什么特征。”(注3) 哈佛动物学家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判定﹕数据如此“支离破碎”和“不连续”,“没有任何人族的物种可以确定为我们直接的祖先。”(注4)

第二个古人类学家面对的挑战是化石标本本身。典型的人族化石都只是碎骨片而已,很难确定它本来的形状、行为、与其他标本到底有什么关系。正如已故的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说的,“大多数的人科化石,虽然成了无数的猜想和精心堆砌的故事,但化石本身只不过是颌骨和头颅的碎片而已。”(注5)

第3个挑战是准确地重构(reconstruct)己灭绝动物的行为、智力、和内部结构。以现存的灵长目动物为例,灵长目专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说,黑猩猩的骨骼几乎与姐妹种矮黑猩猩完全相似,但它们的行为却大不相同。“若只根据几块肢骨和头颅,”弗兰斯. 德.瓦尔(Frans de Waal)写道,“没有任何人会大胆提议它们之间会有行为上那么戏剧性的差异。好像今天所识别的一样。”(注6) 他认为这应作为“古生物学家靠化石重构早就灭绝物种的社交生活时的警钟。”(注7) 德·瓦尔的例证是指研究者拥有全副的骨骼情况,但已故芝加哥大学的解剖学家奥克斯纳德(C. E. Oxnard)解释说,当骨头遗缺时,问题更严重﹕“在奥杜瓦伊(Olduvai)有一系列的相关骨 [此地曾发现南方古猿化石] ,居然被“重构”成几乎像现代人的脚﹔然而,不完整的黑猩猩的脚骨也同样可以被重组成为人的脚。〝(注8)

重构己灭绝人族动物的皮肉同样是非常主观的。人类的智能经常被低估,动物的智力却被提升。例如,有一本流行的高中课本(注9)描写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 的智力低下、原始,虽然他们显然已有了艺术、语言和文化(注10)﹔并又将直立人(Homo erectus) 描写成笨拙、弯着腰的形态,虽然他们头颅以下的骨骼与现代人非常相似。 (注11) 相反地,该课本又将一个似-猿的南方古猿 (australopithecine) 的眼睛绘成洋溢着人类丰富的智慧和情感。这是带着插图的书常用的技俩。 (注12) 北卡州大学夏洛特分校的人类学家乔纳森·马克斯(Jonathan Marks) 提出警告并感叹“将人猿化和将猿人化”的“谬论”。 (注13) 哈佛大学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纳特.胡顿(Earnest A. Hooton)的名言仍犹在耳﹕“所谓重构的古人类并没有多少科学的价值,最可能的只是误导群众而已。”(注14)

既然面对着这些挑战,进化论科学家在讨论人类起源的假说时,应该多么谨慎、谦卑和自律。有时的确如此。但却如多位评论家所公认的,我们常见的却是相反的例证。 (注15)

安静、镇定的科学客观性,在进化古人类学的领域中有如化石一般的稀少。在数据支离破碎的情况下,再加上古人类学家急于发表他们对人类进化充满信心的主张,引发了尖锐的争议,正如康斯坦斯·霍顿(Constance Holden)在《科学》杂志题为“古人类学中的政治”一文中所指出的一样。

霍顿承认,古人类学家所依赖的“主要证据”,用来“建造人的进化历史”的,是“可怜的一小撮骨头……。一位人类学家比喻这种作法为,从《战争与和平》的小说中任意选出的13页来重建整本书的情节。”(注16) 根据霍顿的说法,这正是因为研究者必须根据这“极稀少的证据”来作出结论。因此,“经常很难分辩那些是这领域中个人的看法,哪些是科学的争论。”(注册17)

请勿搞错﹕古人类学中的争论的确常有很深的个人因素。正如约翰森和埃德加所承认的,一生的追寻和野心希望得到褒扬、资助和名声,很难使古人类学家承认有错误﹕“当有不和谐的证据出现时,将会以强硬的、重复的话来坚持过去原有的观点……要我们放弃最爱的理论和汲取新的信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同时,个人科学的信誉和更多考古工作的资助都在受牵连。”(注18)

不错,追求对个人的表扬可以诱发对其他研究工作者彻底的轻蔑。 2002年公共广播电视台PBS NOVA记录片的制作者马克·戴维斯(Mark Davis)访问了多个古人类学家之后报道说,“每一位受访的尼安德特人的专家都认为,我访谈的前一位专家不是傻瓜就是真正的尼安德特人。”(注19)

难怪古人类学领域中充斥了分歧,各成员之间鲜有普遍接受的理论。即使是建立最稳固有信心推介的人类来源的理论,可能是基于有限的和不完整的证据。 2001年《自然》杂志的编辑亨利·吉(Henry Gee)承认,“人类进化历史的化石证据支离破碎,并且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