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历史背景

以赛亚生于他本国历史的关键时期，正是主前八世纪中叶之后。当时有好几位写作的先知出现，例如阿摩司、何西阿、弥迦及以赛亚自己；而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大半──北方的10个支派──也于此时倾覆（参先知年表）。
在主前740年，乌西雅王崩（6:1>六1），结束了犹大和以色列50年的偏安生涯。这种安靖快要过去。余下的半个多世纪成了性好侵略的亚述诸王的天下，例如提革拉毗种安靖快要过去列色三世（主前745至727年）、撒缦以色五世（主前726至722年）、撒珥根二世（主前721至705年）和西拿基立（主前705至681年）。他们的野心不仅是为了财富，而是要建立帝国。为求达到目的，他们把征服国连根拔起，把全体国民迁徙异地；遇有背叛，则施以迅速和可怕的报复。
在主前735年，耶路撒冷也感受到他们进侵的冲击。当时，以色列和叙利亚联军进逼亚哈斯王，要他参与反亚述的联盟。以赛亚与王的对话（第7>七章），透示了当时的真正问题：选择信靠神抑或参与联盟？王决定把赌注全放在亚述身上，而不愿倚靠神；结果他被神弃绝，神也预言将有一完全的君王──以马内利，从已倾倒的大卫王朝中兴起。
以色列叛逆的代价，先是于主前734年失去了北部地区（‘加利利’，9:1>九1），继而在主前722年，国家覆亡。至于犹大，其北部边界，本与以色列接连；以色列现已变成亚述行省，亚述对犹大虎视耽耽（参王下17:24>王下十七24）。在这种环境下，犹大不敢轻举妄动。
但继亚哈斯作王的希西家，是一位热切爱国者（其年代表可参王下 18:1>王下十八1）；他的信心及愤于国家疲弱，促使他立志兴邦安国。以赛亚大部分的精力，都花于规劝他不要参与反亚述的阴谋（参14:28-32>十四28-32，18:1-7>十八1-7，20:1-6>二十1-6）。结果，这种争执引致先知与一班亲埃及党人激烈的冲突，二十八至三十一章似乎暗示此事。后来，希西家反叛亚述（36>三十六、37>三十七章），招致西拿基立于主前701年兵临城下；尽管有神迹解救了耶路撒冷，这犹大小国也濒临亡国的边缘。
以赛亚跟希西家的争持并非为了辩论政见，也不是只为了眼前的境况。他与王最后的争论，突出了这两位信心英雄的分歧。在三十九章5至7节中，以赛亚遥望被掳于巴比伦之事，认为这是王不愿顺服的结果；王的反应却是如释重负，他说：‘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对于一位君王而言，这种观念大概不难理解；但对先知而言，却是太不可思议。故此，这预言在本书的最后段落中成就了。
四十至五十五章记载的事件，因有古列的名字而清楚非常（44:28>四十四28，45:1>四十五1）。这带领我们马上进入第六世纪的环境中。古列是波斯南部之安珊（Anshan）王，于主前550年掌管了玛代帝国，至主前547年，其权力伸展至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他遂与巴比伦帝国对立（犹大已于主前587年，耶路撒冷陷落后，成了巴比伦的俘虏）。巴比伦帝国其时已势孤力弱，拿波尼度王又不在京城（只留其子伯沙撒摄政），他也与祭司们不和。至主前539年，古列击败巴比伦军；他的军队在毫无抵抗下，进入巴比伦城。古列的行动应验了以赛亚书四十四章28节的预言，他遣送犹太人（及其他国民）回国，又批准他们重建圣殿（拉 1:2-4>拉一2-4，拉 6:2-5>六2-5）。他在‘古列圆柱碑’（现存于大英博物馆）上的铭文，说明了这是他的一贯政策，以求得到各国神明的庇助（参41:25>四十一25）。
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回国，不久却与那在以色列地居住的人发生冲突，他们不肯协助重建圣殿（拉 4:3>拉四3）。重建工程停顿了将近20年，直至主前520年，哈该和撒迦利亚鼓励人民重新动工。很多释经家，视此背景，即紧张形势及耶路撒冷和圣殿的重建，为五十六至六十六章经文的背景。但在本注释中，连系那最后篇章的主线，并非其历史背景，而是它们的主题。那里的主题已不是环绕巴比伦，而是选民的家乡，一方面是指那仍不完全的故土，同时也指向新天新地，那天上的耶路撒冷。

作者
 
传统及新约圣经的看法
直至近代以前，以赛亚书都普遍被视为一本完整的着作，是出自主前八世纪一位同名的先知的手笔。整本着作都抄在一卷轴中，这是昆兰卷轴及路加福音四章17节的提示（选读之经文出自以赛亚书后半部）。本书的统一性也显见于《传道经》四十八章22至25节（写于新约时期以前约200年）。新约圣经对此看法十分一致，参约翰福音十二章37至41节；罗马书九章27至29节，十章20至21节。

现代的评鉴理论
除了中世纪的犹太学者伊便尼以斯拉（Ibn Ezra）的质疑以外（他另有言论赞成传统的看法），认为以赛亚书是出自多个作者的看法，只在近两个世纪才出现。这看法最简单，也最为人接受的主张，就是以一至三十九章为以赛亚的着作，而四十至六十六章则出自一位于第六世纪，被掳至巴比伦的佚名的先知的手。后者本为以赛亚书作续篇，慢慢地这续篇成了以赛亚书的附录，由于作者佚名，终于溶合为以赛亚书的一部分。
这看法及其分支的主要根据，首先是所谓‘预言的类比’（analogy of prophecy），意指先知常针对当代的人说话（而45>四十五至66>六十六章的听众主要是被掳之人）；其次，是由于四十至六十六章独特的风格、词汇及神学重点。下文将对此加以阐释。
但事实上，没有一位学者能以简单的形式持守这个理论，因为它的原则要求人走得更远。若把一至三十九章照样的分析（这部分被视为以赛亚所着），可显示一个╀集的结构，即先知于第八世纪宣讲的一连串神谕，另加上后来他的门徒于不同时间的补充记录（例如：13>十三、14>十四章是来自第六世纪被掳去巴比伦的人；二十四至二十七章则可能来自第四世纪，波斯帝国的末年）。这些补充记录，加上许多较短的记述，可达致一至三十九章250节经文之多（约占三分之一篇幅）；而其中一些较长的插入记录，又可分析为不同时期的编辑成品。
四十至六十六章通常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二以赛亚（40>四十至55>五十五章，属被掳时期，约为主前545年）；第三以赛亚（56>五十六至66>六十六章，属被掳后，约为主前520年）。前者一般被视为一份完整作品，出自以赛亚一位不知名的伟大门徒；但后者却被认为是出自第二以赛亚不同学派的跟随者，他们尝试把老师的思想向下一代诠释。注释家对于这段落包含的不同历史背境及不同派别（例如道德主义、制度主义、爱国主义、普世主义），意见纷纭，故此对第三以赛亚有不同的分析。但在这11章经文中，可找到至少4个不同的来源。
我们必须明白，这些理论提出的一大堆作者及补述者，并非揘造。只要接受了把本书分割的原则，决不能止于简单的二分法；原则必须一致应用（遂带来上述的结果），或完全不用。尽管把本书二分的理论看似简明、吸引，不过，单一作者论以外的选择，绝不能是二位作者，而是多位作者。
话说回来，最近这些评鉴学者的重点，却在强调这些不同作品的统一性。那些补记者被认为是同一学派的门徒，埋首于以赛亚的思想，并尝试学习他的精神，向新一代说预言。故此，按这看法，以赛亚的教训，在他死后，仍在后代萌发新枝；他的名字也很适切地冠在这批师承于他之教训的着作之上。
对多重作者论的评估
单一作者论有十分稳固的传统，故辩正的责任在主张分割本书的人身上。而他们的主要论据并非牢不可破。
1. ‘预言的类比’──无疑，若四十至六十六章是以赛亚所着，他对一遥远世代关注的深度和阔度，确是匪夷所思的。但首先，若否定任何超越已知类比的事发生，则是把类比原理置于理性之上；并与这些篇章论述的创新的神（43:18>四十三18），不能一致。其次，这种分割理论夸张了这些篇章的区别。一至三十九章包含不少论述可见的未来的话，评鉴学者把其中大部分归为后期编者之作，他们也是基于‘预言的类比’（其实是断章取义）。再者，有些预言（例如40>四十至66>六十六章）似乎作者是身历其境，例如九章2至6节之‘新生婴孩的宣告’就是使用完成时态；五章13至16节记述被掳及审判的异象的经文也是。其实，耶利米的作法更彻底，他庆贺巴比伦覆灭的热烈程度，令人以为他身在被掳时期的末期，他甚至催促犹太人赶快逃脱（耶 50:8>耶五十8，耶 51:45>五十一45；参赛 48:20>赛四十八20）。但同时，他又不允许他同时代的人，逃脱巴比伦的辖制，因他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角色（参耶 29:4-14>耶二十九4-14）。
尤有进者，十三章1节至十四章23节（标明是亚摩斯之子以赛亚的默示）中所见的巴比伦，正如四十至六十六章一样，并非以赛亚时期的一个难以驾驭的亚述省分，而是一个快要倾倒的世界霸权；它的倾倒也意味着以色列人被掳的结束。我们还要加上二十一章1至10节的异象，听见巴比伦的倾覆，使以赛亚十分震愕。
基于上述的讨论，四十至六十六章涉及被掳巴比伦，以及有关的教训和事后发展，可能出乎读者意料之外，却仍在以赛亚的视野之内。对他来说，些事情的发生正是在神的长远计划中，两个相互对立的势力──巴比伦和以色列──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他职事的成全。
也许应该补充一点，即使最为特殊的预言，即早于古列出现之前一个半世纪，便说出他的名字（44:28>四十四28，45:1>四十五1），也并非无前例的（参有关约西亚的预言，时间距离更是双倍；王上 13:2>王上十三2）。另一方面，说预言的能力正是唯独耶和华是神的明证（参41:21-23>四十一21-23、41:26-29>26-29，44:7-8>四十四7-8、44:25-28>25-28，46:10-11>四十六10-11，48:3-8>四十八3-8。注意：四十八8指摘以色列的耳聋，而不是神的缄默，使他们忽视在被掳结束时发生的新事）。
2. 四十至六十六章独特的风格──设若这些篇章的处境和听众，跟一至三十九章的相类，那么，这论据才会有效。这些篇章是以赛亚晚年的文字作品，并非是宣讲记录，目的是要安慰，而非为了警告，且对象是未来的世代。这是很大的不同。这些预言似乎不可能产生（参上文讨论），但我们不能两面都否定。因为假若处境改变，方法及对象都不同（设定以赛亚为作者），思想及表达方式竟没有大分别，这岂不是更令人错愕吗？
当然，假若全书都出自以赛亚手笔，一至三十九章理应间中可找到四十至六十六章的影子，后者的主题也可在前者藏有伏线。事实确是这样：神在历史中的主权（40>四十至66>六十六章的主题），可见于三十七章26节对西拿基立的宣告之中（主前701年）；其语调及用语，前后一概无异：‘你岂没有听见？’（参40:28>四十28）；‘早先所作的’（参41:4>四十一4）；‘古时’（参45:21>四十五21，46:10>四十六10）；‘所立的’（参46:11>四十六11）；‘现在藉你’（参48:3>四十八3）。二十二章11节也用类同的语言表达这主题。至于那未来更伟大的‘出埃及’事件，三十五章跟四十至六十六章的描述不仅互相呼应，更几乎在每一节中使用了一至三十九章的特别用语。再者，有关最后之和谐境况的异象，十一章6至9节跟六十五章25节也是互相关连。这些例子虽不太多，却是显着的指标。
3. 词汇──以赛亚早期的任务是谴责，故他用了下列的词汇，如：‘荆棘蒺藜’、‘惩罚’、‘风暴’、‘余民’；但他后期的信息是保证，他的使命变成强调神主动地‘创造’、‘拣选’和‘救赎’。祂的计划是包括那远方的‘海岛’、‘地极’及‘凡有血气的’；很自然的，先知呼吁人‘赞美’、‘欢欣’和‘歌唱’。甚至那些辅助性用词，也反映主题的变易；因在后面的篇章中，充满使人感受温暖的词语。
不过，在提及不同词汇的同时，不能不指出有相当数量的用语，是常见于以赛亚书前后部分，却又罕见于旧约其他书卷的。‘以色列的圣者’（在1>一至39>三十九章有12次，在40>四十至66>六十六章有13次）就是最好的例子；另有几个有关神的不同名称，例如：‘定这事的’是使用属格代名词（22:11>二十二11，29:16>二十九16，44:2>四十四2）；‘以色列的大能者’（1:24>一24，49:26>四十九26，60:16>六十16）。有一些罕用语词是描述以色列的，例如：‘瞎子’（29:18>二十九18，35:5>三十五5，42:16-18>四十二16-18）、‘聋子’（29:18>二十九18，35:5>三十五5，42:18>四十二18，43:8>四十三8）、‘离弃耶和华的’（1:28>一28，65:11>六十五11）、‘耶和华救赎的民’（35:10>三十五10，51:11>五十一11）、‘我手的工作’（29:23>二十九23，60:21>六十21）。（这些例子取自R. Margalioth, The Indivisible Isaiah, 1964。）由于这大量的以赛亚式用语，产生了以赛亚的门徒在历代把以赛亚的思想传递下去的理论（其实支持的证据极少）。更简单的解释是本书根本出自一个人的手笔。
4. 神学──本书的两大部分，是面对不同的处境，并蕴藏相辅相成的信息。莫特雅（J.A. Motyer）指出（'The Servant Songs in the Unity of Isaiah', TSF Bulletin, Spring 1957, pp. 3-7），一至三十九章的预言宣告历史上一个灾难性的刑罚，但由于这些篇章也同时提及教义和应许，引致很大的神学问题。故此，四十至六十六章不仅是全书的完结，更是前述问题解决之方法。若缺少了后面这些篇章，一至三十九章将会留下一个不解的矛盾。诚言：‘若一个先知在历史中受灵感，宣告神的真理……他也不难受灵感，解决这些启示引致的神学问题……’。
总结：多重作者论（双重作者论的必然结果），引起的问题并不少于它可解决的。（它也引起其他旧约书卷的问题，就是被掳前的先知似乎也有使用本书的材料；这一点在此不能论述了。）这理论使以赛亚成了一件残缺不全的作品的作者；它将使所有先知书作者的身分受到质疑；它认为本书是经过历代的‘以赛亚学派’及其他尊敬先知的团体，集体编着而成；他们可自由地扩充或纠正他们老师的作品，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却另有一班人，诚惶诚恐地一字不易的把这些书卷抄写；这种对比岂不叫人惊异吗？但其实这个‘以赛亚学派’只是出于推论。我们也要注意早期一贯接受以赛亚书统一性的传统，并且新约圣经也明显赞同这看法。
当然，我们可以争论新约圣经并非就此问题作出宣告，而只是引述以赛亚书；这也是许多全心接纳新约圣经之权威的人的意见。但是，新约经文中的以赛亚，最直接的了解是指旧约的以赛亚先知。若采纳别的解释，将可发展至永无止境，永无定论的境地。这对信心并无好处。这样，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更严密、更完整一贯的方案。

主题
以赛亚书首要的信息是神的拯救。在亚哈斯王的时代，叙利亚与北国以色列联军攻打耶路撒冷，以赛亚宣讲神将会拯救他们脱离这困境之后，又有一股比前更浩大、更可怕及残酷的亚述军队，在西拿基立的率领下入侵犹大；以赛亚安慰希西家及耶路撒冷的居民要信靠仰望神，不必惧怕，因神必拯救他们。
除了上述两次发生在以赛亚时代神的拯救外，先知也预言主不久将有一次更伟大的拯救，情况是以色列人虽然被巴比伦人掳去，但至终他们仍能自由回归祖国。最后，以赛亚更预言将来末世时，有一次最后，也是最庞大，前所未有及永不再有的拯救，就是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建立（15>十五至66>六十六章）。
以赛亚书另一重要主题是神的伟大。作者在第四十章把这主题描绘得淋漓尽致。在这章的12至14节，以赛亚以10条问题来突显神，前5条强调神的力量是宇宙无比的，后5条确定神的智慧是世上无匹的。

应用纲要
信靠神是以赛亚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他从不同的政治、社会和个人的危机情况中，认定信靠神是唯一的出路。对于处身二十一世纪的信徒，可能也正面临不同的冲击及考验，须效法以赛亚信靠那位全知、全能的神。